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与企业绩效

企业内部成员的权力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表明:企业收益的分配比例依赖于利益相关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他们掌握的企业关键资源所赋予他们的权力。一定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一定的收益分配结构,而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构决定了相应的企业效率。为了追求企业绩效,应该在企业成员之间确定一个均衡的权力结构。显然,这也为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依据。     

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其所拥有的发展快速性、规模效应性与多领域适用性使得该领域的技术竞争与现实政治博弈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技术的赋能与赋权作用。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将极大地作用于权力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结构，通过重塑知识结构与介入生产、安全、金融三大结构的方式，激发结构内的权力博弈；打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既有权力均衡，使权力以一种有序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积累和分配。而在权力发生技术因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会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权力会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权力收益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价值，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案，寻找世界共同发展之道。     

公共预算中的权力与民主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政治学考察

政治学视野下,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具有政治性质的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还同社会转型期间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权利制度供给不充分等密切相关.合理分配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权利的充分供给是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之道.     

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权力结构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和分解、市场主体逐渐培育、多元化权力结构逐步形成的过程.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对于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的“放权创利”、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过程;中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地理区域上的“点”、“线”、“面”的放权路径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分利的过程.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权力主体尤其是行政权力界限不清、越界“争权”所致.所以,下一步改革应该在对行政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三种权力边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多元均衡的权力结构.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和谐性和持续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政府权力、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与中国经验

按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必须依赖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不清晰的条件下,权力因素往往会决定个人收入分配以及收入流动性的大小,结果导致按要素分配出现"变异".中国的经验表明,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变迁的路径,就是权力因素决定要素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以及收入流动的过程,其实质是"市场型"的按要素分配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异"成为权力与市场错位并相互交织下的"权力型"要素分配以及个人收入分配的格局.     

经济组织化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深度融合的作用效应

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下适应性发展，市场经济通过经济组织化走向繁荣，二者是在交互作用中不断融合发展的。经济组织通过规范人的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在改变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治理秩序的同时，也推动社会趋向全面的组织化。从宏观结构的视角，经济组织已将我国社会从工业化时代带入了信息化时代，并促使社会权力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层级化、平面化样态。未来当物质积累达到更高程度后，随着社会组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的权力结构将重塑，继而形成立体化的复杂系统。由于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在截面层级形成的对等权力关系与法治社会内在需求的对等化权力结构正好相契合，〖JP2〗所以经济组织化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进而实现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深度融合。     

公共秩序的结构分析

公共秩序结构可以划分为公共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结构,两种结构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的关系。由于公共权力载体的利益追求、公共权力效益的目标冲突和公共权力分化的实现过程所导致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异化以及由于公民权利的非均衡提升、公民权利的社会权力替代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变动所导致的公民权利结构异化,使公共秩序结构存在异化风险。对于公共秩序结构异化的防范与调试,需要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法治和程序正义、公共领域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身份的双向形塑等。     

公共治理权力结构的嬗变:原因与趋向

公共治理权力结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由集权向分权的态势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失灵"为治理权力结构的分化提供现实基础,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为治理权力结构分化提供社会压力,知识普遍扩散为政府以外的主体行使治理权力提供技术准备,权力社会的内在冲突形成治理结构分化的社会基础。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在经济治理领域,市场主体将成为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在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组织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哈萨克斯坦国家权力分享和分配中的民族关系

文章认为,哈国的权力分享和分配既不公平,也不公正,高层权力部门极端哈萨克化,俄罗斯人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其他少数民族尽管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但他们基本处于权力的边缘.这种权力结构严重影响着哈国的民族关系,影响着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过去30多年间,在单维效率或GDP导向的改革绩效评价标准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速度越来越快,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权力和资本集中,且国家控制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也存在不少问题,引致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利益格局失衡,特别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在当前收入分配公平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应该改变单维效率评价体系,形成多维的体制改革绩效评价体系,让市场更多地解决效率问题,而政府更多地专注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应该成为新改革模式的核心部分。与新模式匹配的更公平的分配制度也将使大众特别是广大的弱势劳动集团享有更多的改革收益,进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新时期中国政府优化公共权力结构的政策理路

从公共权力的嵌入性结构和实体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决策和执行权与监督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部门的失衡是清晰可见的。实现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制度均衡、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制度均衡、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职能的契合、构建新型的政府实体性权力结构是应对权力失衡的政策理路。     

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理论与路径的探讨

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在当前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进行系统捉安的梳理,指出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前提与现实资源之上的.而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和资源,这就决定了在培植民主的社会基础方面,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要建立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变革之上.     

收入分配:一个从生产要素层面的分析框架

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经济主体拥有生产要素资源的数量以及要素的报酬率。显然,要寻找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首先必须从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及要素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一源头上进行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其微观动因、内在的分配过程以及特殊的分配方式;而研究要素分配问题,关注的是生产要素在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布情况、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以及这种分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素层面的分析,不仅能阐明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问题,更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要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现阶段,初次分配改革还存在突出的难点：目前初次分配体系内,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然不明显;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不足,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非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要素占有的差异性拉大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极化效应;农村居民初次分配的收益不足,低收入群体增收较为困难。在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改进的措施有：在公有制经济内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极化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丰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规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来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     

人情视角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研究

传统文化对人情社会的巩固和社会资源分配权的过度集中都易导致人情关系的盛行。人情关系盛行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逻辑可分为三种:基于"报恩"、基于"施人情"、基于"礼尚往来"。这种逻辑下的权力再分配易带来个人权力的"泛化"、"圈子"现象严重和寻租行为。减弱人情对理性社会运转规则的影响关键在于首先要培养个人正确的人情观念,其次要明晰人情文化与理性社会的界限,再次要加强必要的法制建设。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基于对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状况为期5年的考察和调研,可以发现,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而相对于美国政治发展中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开放,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发展策略,以防止权力开放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旨在发挥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激励"效应。"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差异表明,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且易于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因此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程度较高。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政体更倾向于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权力分散程度较高的政体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更适合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