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哲学咨询

《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对话模式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咨询方法。其中,哲学咨询模式包含决定回答的问题、每个参与者提出与自己本身相关的具体经验、尝试用反例驳斥所下的定义等;哲学咨询的技巧有专注与倾听、提问、反应与表达、挑战等。《斐多篇》中哲学咨询将纯思辨的哲学和咨询实践联结起来的认识论、方法论极具现代价值。     

"柏拉图式爱情"辨正——基于对《会饮篇》的文本解读

<会饮篇>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之一.它集中表达了柏拉图的爱情观,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然而,越大众化就越有被误读的危险.柏拉图的爱情观自文艺复兴时就已被简化为"柏拉图式爱情"——精神恋爱的代名词.这是否符合柏拉图的本意?通过对<会饮篇>的深入解析,力图还柏拉图爱情观一个本来面目,消除长久以来置于"柏拉图式爱情"名下的曲解.     

权力、正义与幸福——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的生活方式之争

作为柏拉图早期对话的著作,《高尔吉亚篇》提出了他在伦理学方面大部分主要的问题。以追问修辞术而开始的对话,呈现的统一性,其实却是涉及生活方式之争的道德主题。而正是基于对权力意志与自由、正义和幸福的主题论争,其阐明了唯有正义和良善之人才是幸福的,作恶和不义者必将受到惩罚的报偿观念,从中我们既能理出其为正义与幸福的一致性所提供的辩护,也为道德报偿命题提供了一种分析范例。     

论柏拉图的"非存在"在《智者篇》中的转变

非存在是柏拉图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且随着其思想的发展在内涵上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智者篇》中,柏拉图重新思考了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通种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非存在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非存在概念内涵的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柏拉图思想本身的转变。因此,澄清这一概念的转变,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柏拉图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异质性的得而复失——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读解

在《巴曼尼德斯篇》中,柏拉图发现,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同时既类似又不类似,既是一又是多,既是静的又是动的。也就是说,具体事物可以同时分有多个相,包括相反之相。一个具体事物同时拥有多个普遍性质,并且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此无关甚至相反,这就是典型的异质性现象。异质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范型或一套同质的范型系统足以提供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完备规定,而要完备规定具体事物,范型或范型系统就一定是复数,它们之间不可能最终化约为一。但柏拉图选择了另一条解决之道:放弃相之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转而通过相与相之间的指谓关系将诸相联结成"相的集体",借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消解掉了。     

柏拉图思想中的“秘所思”“逻各斯”与“神学”——以《蒂迈欧篇》为中心

在柏拉图思想中,神话或秘所思(Muthos)与逻各斯(Logos)有根本的对立,即,Muthos作为一种不可证伪的话语与Logos作为一种可证伪的话语之间的对立,Muthos作为叙述性故事与Logos作为论证性话语的对立。反映在《蒂迈欧篇》文本中,Logos出现的地方都涉及关于感性世界的结构或现成状态的可证伪的论证性话语,而Muthos出现的地方则涉及关于感性世界的时间性起源或制造过程的不可证伪的叙述性话语。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Muthos与Logos的既区分又统一的意义上将它理解为柏拉图的神学。不确立柏拉图的神学,对《蒂迈欧篇》的所谓的字面解释将是不可能的。     

论《再别康桥》的自然与节制之美——兼谈文学审美的传承与接受因素

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审美旨趣独特又富有深意。它既贴近生活、自然亲切,又对情感表现予以节制和含蓄,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这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思想,也蕴含着作者对读者的尊重和内心的交流。正是这两方面,使作品既能够感染和打动读者,又能超越具体情境,实现了更普泛的审美影响力。这关联到文学审美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学审美对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二是文学审美与读者大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斐多篇》主要内容的存疑与释疑

对剑桥大学出版《斐多篇》中关于灵魂问题的论述提出一些疑问并进行解读:对《斐多篇》中对灵魂学说起源的可靠性质疑,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奥尔斯教派和古希腊传统思辨精神,得到其渊源虽不严密科学,但有着广泛认同的结论;“相反相生”与“相反不能共存”矛盾与否,从对Idea含义的双重理解来看并不矛盾;对从“相反相生”到“灵魂轮回说”论证严密性的质疑,揭露了苏格拉底语言的“表面”说服力;《斐多篇》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矛盾与否,追溯二者当时的含义,结论为否定;《斐多篇》里的神与传统宗教之神是否同一,结论为否定:篇中的神已脱离了人格化的宗教之神,万物的本原和运动的规律源于自然本身.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小山词》与《饮水词》

在中国词史上，相隔600余年，均以小令独擅胜场的晏几道与纳兰性德相似多于相异。他们性格一致，多情而笃于友谊，真挚而忠于爱情，词作凄清委婉，“绮梦”含蓄。《小山词》和《饮水词》好象两个才华横溢、多愁善感的灵魂。本文试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平、思想以及作品的实际出发，对两位词人加以比较。     

柏拉图与《国家篇》中的政治观

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先哲和巨人。他的巨著《国家篇》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山之作,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国家篇》从治国方略的视角分析了城邦国家的起源和德治原则,并比较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书中强调实现国家正义与个人灵魂的正义,统治集团实行财产＂公有制＂以及男女平等,由国家举办教育等。《国家篇》中的政治观对西方后世政治思想家包括欧洲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都有启迪和影响,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论《文选》选篇的局限性

关于《文选》选文定篇之得失,古人多有争议,骆鸿凯《文选学》问世以来,赞扬一派成为主导,但骆氏意见颇可商榷。较之今人选本,可知同期大量文章精华未收入《文选》。作为一部总集,《文选》不录经史诸子,对陶渊明、鲍照等大家作品取择失当,因而总体上未能完全达到＂总集之为书,必考镜文章之源流、洞悉体制之正变、举历代之大宗、柬名家之精要＂的标准,因而《文选》选文定篇存在显著失当。这一失当有着深刻的原因,它又可以结合时代风气、儒家文学观及编者出身等方面来理解它。     

论卡尔·桑德堡《芝加哥诗集》中的芝加哥城市形象

＂文学中的城市＂是＂事实城市＂和＂感觉城市＂的结合,在文本中再现城市的过程是一个隐喻化的过程。作为＂芝加哥文艺复兴＂杰出代表人物,桑德堡在《芝加哥诗集》中通过诗歌折射出了其对芝加哥形象的独特见解：芝加哥是＂宽肩膀的城＂,是未来之城。他高度赞扬芝加哥并对其发展充满信心,坚信芝加哥的命运写在未来。     

频问无须答,况味心自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赏析

看清了官场的黑暗,悟出了世风的秽浊,思寻那属于自己的清净之地,于是陶渊明唱出自己的心曲《归去来兮辞》。回家的喜悦融入景中,脱尘的轻松现于形迹,无论是鸟,是树,是风,是云,是路,是屋,都承载着他的情感在欢歌;归来的愉悦显于举止,乘轻舟,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与公职人员讨论正义和幸福——柏拉图《高尔吉亚篇》阐释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展现了两种生活方式和政治技艺的对话。一种是新上任的公职人员卡里克勒所强调的意愿满足和政治实务,一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切政治技艺和其他专业活动都应该旨在帮助人的心灵向善。从当今社会治理的现实趋势看,卡里克勒的观点仍具相当的影响力,但苏格拉底所分析的此类治理模式的最大问题,即奉承身体、忽视人品,也因此切中了当下时弊。苏格拉底的激情倡导也许是老生常谈:一个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人,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但其政治的技艺与灵魂相关的观点精髓也因此是后人对抗社会腐败困题的不二选择。     

从《饮水词》的情感世界看纳兰性德的文化身份

纳兰性德作为康熙推行满汉文化政策的实施者,其政治因素不可能完全没有,但也不能据此就将其文化身份归属为政治特务。情感因素是构成文艺作品美感的基本因素之一,也可以说情感是艺术的生命,作家的情感容量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通过梳理纳兰性德《饮水词》的情感构成,发现其词主情致、崇境界,缘情而发,情感真挚浓郁,充满了真、善、美的精神品格,因此,纳兰性德绝非只遵循清廷文化训诫,单纯出于政治目的写词交友,而是昂然屹立于清代词坛的一代词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