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主空间:必要性、可能性及限度

基于基本政治制度安排与提升司法权威的双重诉求,司法民主构成了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法律论证理论为司法民主前提下的司法安排进行了可能性论证,这一论证在总体上抛弃了古典的、将司法看作法律精英操纵下的封闭活动的认识,并试图构建一种开放的、发生于司法活动过程中的多方协商与沟通机制.司法民主亦有其存在限度,由于“法治”的预设性,任何司法民主实践都必须以法律文本的有效性为前提,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中国未来的司法民主实践必须抛弃“舍法求法”的浪漫主义诉求,进一步探索由简单经验思维向法律思维转化的机制,将司法民主参与各方对法律文本之尊重义务具体化、责任化.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司法行政化的理性反思

现行法院体制的设置与运行中的行政化现象是阻碍司法改革深入的关键因素。本文对我国法院体制的行政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现行司法体制的结构、运行中的某些特征早已被历史中形成的“路径”所决定。理性地分析我国传统法院体制沿革的路径特征以及这一特征与现行司法运行的关系是当下司法改革的前提。     

民主和科学的人本范式对现代化的影响

吴文新在《人文杂志》2 0 0 1年第 2期撰文《民主和科学的人本范式与中国的现代化》指出 ,民主与科学作为主导人类近代历史的实践理性范式 ,从中世纪的“神本”和“君本”范式中脱胎出来之后 ,经过了几百年的“物本”发展 ,于 2 0 -2 1世纪之交 ,开始转向以崭新的人性科学和人性平等观念为基础的“人本”范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考察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新视角。“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 ,可以做三个层次的理解 :其一 ,就人性系统的结构而言 ,富裕、民主、文明分别对应着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 ,表明每个人都要过一个富裕的物质…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江其务在《福建论坛》2 0 0 4年第1期撰文《论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出,从2 0 0 0—2 0 2 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将迈入后改革期,后改革期的历史任务是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和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后改革期是2 0年前期改革的延续和深化,更是改革的关键性突破,经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技术支持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改革时期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是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工业化经济。从战略全局观点看,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经济模式要求,金融支持的重点要着力于:①处理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现代化的反思:来自村落社会的求证--评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晚近中国是在跌跌撞撞中开启面向现代世界的大门的 ,这以后中国发展的逻辑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下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 ,各种现代化思潮开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 ,于是 ,关于中国如何告别传统、走向未来的 2 0世纪百年历史就有了按照各式各样的西方解释模式来书写的学术大话语。而相对于这些大话语 ,吴毅的小叙事《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2 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5月出版 ) ,却宛如一股清新的田野来风 ,为热闹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带来些许清凉之意。《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

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垦荒生活。小说文本采用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大家经常在各种集会上看到、听到的“原则”、“纪律”;一套是要靠别人作注释才能明白的、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说的话语。在这两套话语中,后一种话语不仅常常包含着前一套话语中的真实意义,而且往往构成为前一套话语的“反题”。《海与泡沫》中的各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集体开荒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游戏语言”。这样的“语言游戏”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因此,《海与泡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它赋予这部作品于小说史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和谐社会视野下诉权保护问题研究

和谐社会要求为社会发展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基本价值目标,积极化解社会纠纷,对各种权利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研究诉权,根据人权、法治、民主的要求,揭示申诉权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研究意义。“诉权保护”要求在制度设计和完善中,突出“权利救济”的目的,建立便利公民接近程序正义的普遍化、多元化体系和措施,具体包括:明确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应扩大可诉范围,拓宽权利保护范围;改革诉讼费用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切实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中社会纠纷的司法救济。     

对未成年人监护的几点认识

在国际上,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主旨,未成年人的地位、权利、发展和保护,从家庭发展到社会,从学校发展到国家,进而发展为国际社会主旋律,成为共同关注的世界性主题。中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意味着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现代理念产生共鸣。国家应该积极介入未成年人监护的私领域,这也是指导我国未成年人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理念。     

论司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比较研究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相比,中国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前者通常是经济危机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进行的;前者是在选举民主的平台上展开的,而后者则启动于这一基础平台的构筑过程的背景下.而在形成中的民主体制下,政治或政府对司法改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由法院发动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和政治家的支持也会形同雕冰琢雪.而一旦司法改革徒具形式,难以释解的三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被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所取代.     

刑事司法研究领域的互联网思维--评《网络时代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创新》

创新注定是2015年一个热词,“互联网＋”作为风口已经吹透了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司法体制尤其刑事司法机体表现不适的症状,已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如何应对网络浪潮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应对策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品新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与思考互联网浪潮对刑事司法的影响,2013年推出《网络时代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创新》的力作,这也是他承担的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刑事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成果与结晶。这本书处处渗透刑事司法互联网思维的理论创新,其相关理论已得到立法部门的认可与采纳：如网上立案制度,今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中,就将此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改革的具体制度来推行。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古代皇权介入下的司法运作——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

司法和行政合一(亦称为法政体制)是中国封建司法制度中的一大特色。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皇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日由刘长江教授等编著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一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书通过对各时期法律文本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对以往学界所探讨的中国法政体制予以动态的考察。案例中皇权成为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关键因素。该书对于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探讨,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此体制的研究,而且对于目前国家推行司法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法官职业化背离民主之倾向及其合理调整

司法与民主之间是一种统一的、相容的关系，但就某些具体司法制度而言，司法有背离民主的倾向，法官职业化这一司法制度就体现了司法与民主之间的这一特性。无论是英关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职业法官，其任命都以非民选的方式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和调整这一“紧张”关系的最好途径，即法官应从社会的视角出发适用法律以及更多地关注民众在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应适度考虑职业化存在的缺陷，调整职业化进程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司法民主视野下公众的刑法解释权——从方舟子学术打假遇袭案谈起

我国现有刑法解释与适用制度忽略了公众在体制内的主体地位,正式的刑法解释权由国家机关垄断,不仅造成司法解释与适用结果的公众认同度低,而且违背司法民主的基本精神。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必须将公众的解释权纳入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建立对话协商的司法民主制度,保障公众与司法人员在体制内开展对话协商,实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与公众的视域融合,实现刑事司法的民主性与公正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司法体制改革──关于司法体制改革价值定位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独创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现行司法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适应。这是促使司法改革走在政治体制改革前沿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 ,应将其改革定位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相一致的价值取向上 ,这就是 :独立、统一、公正、效率。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198 5年 5月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观念“2 0世纪中国文学”,以后他们又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 5期以《论“2 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发表文章 ,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主流话语”。从 5 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附庸政治、实录式的研究居多。粉碎“四人帮”以后 ,当代文学史研究进入拨乱反正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但这时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陈陈相因者多 ,有创意的学术著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