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

自1990年代起,大批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在资料整理、史料检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为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具体而言,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促进了史料的传播和运用；引起了中国近代学术史史料检索方式的深刻变革,促进了课题的设计和难题的考订；实现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促进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和运用.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行会作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与作用的传统工商组织,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影响,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会以往限制同业开店设厂、招收学徒,划一产品规格和价格等行规,在实施过程中屡遭同业反对,难以为继。一部分固守成规陋俗的行会因此而衰落,另一部分行会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时代进行变革,在组织制度、结构功能等许多方面都加以调整,从而得以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向新型同业组织———近代同业公会演变。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反映了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史料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过境迁,因其固有的片面因素,它的价值似乎也受到了漠视.本文拟就其提出的具体背景、价值及局限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民国上海同业公会处罚制度及其施行机制

近代上海同业组织经历了传统会所的"共同体化"阶段、同业公会"社会化"普遍发展阶段和"国家化"整合规范阶段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同业组织处罚制度及其机制各有不同,情、理、法是三个阶段同业组织处罚制度及其机制内蕴的主要特征.作为同业组织,在组织正规化的同时,一方面政府授权及规范在不断进行,另一方面其自主式的处罚制约力出现了衰退趋向.     

权利意识的回归：中华水泥厂联合会在近代反倾销实践中主体作用探析

近代中国水泥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和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立了中华水泥厂联合会。该会为维护商人的权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近代反倾销税法规的制订、颁布与实施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主体作用,这种主体作用反映了近代同业组织权利意识的觉醒。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

1843年上海开埠后,浙江商人及时切入上海近代商业经营,并逐渐向近代工矿、金融等业发展,在上海经济近代化初期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辛亥以后,沪上浙商在许多行业出现资本集中趋势,形成诸多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商人还基本控制了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这是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     

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

近年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对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与讨论已更加活跃起来了。在经济史方面,已展开了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等问题的讨论;在政治史方面,已展开了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问题的讨论;在历史人物方面,已展开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治学术思想等问题的讨论;同时,对近代史料的调查研究和整理,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已出版了《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钱庄史料》等等。这是当前学术界的良好现象。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史,不仅是近代史专业研究工作者的事,恐怕大家都应     

私人文献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

目前,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还没有跳出官方档案的窠臼,所总结的中国近代学术谱系、学术思想、学术精神,梳理的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学术演变发展的脉络,并不能完全涵括中国近代学术的全部实况。中国近代私人文献中蕴藏着众多珍贵史料,其中以日记、书信、年谱等为主体的私人文献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它们对建构中国近代学术谱系、解读近代学术的特点和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私人文献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非常有效的资料依据,它能极大地弥补官方文献在记录的真实性和丰富性方面的不足。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拥有过不同的中心点,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因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上海的地缘因素。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气息、风貌和特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这些特定的因素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     

浪漫·颓废:都市文化的摩登漫游——李欧梵的都市现代性批判

城市尤其是上海形象在李欧梵学术视野中的凸显,映现出他复杂的文化现代性立场。《上海摩登》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李欧梵从分析老上海物质文化入手,重绘老上海文化地图;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上”现代作家加以分析,着重揭示其作品的“浪漫”“颓废”信息与“阴柔”气象,由此展现现代生活变化的本质。李欧梵意在呈现浪漫主义及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现代中国的曲折之旅,从都市文化批判中描绘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性错位与冲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有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许多朝鲜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上海,上海在朝鲜现代文学中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现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虚像与套话以及城市形象语境特点加以阐诉,通过对上海的优越性和阴暗面的描述,体现朝鲜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从办学模式沿革透视职业教育“多元属性”

在论述传统与现代职业教育两种模式历史沿革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各自内涵并分别凸显出传统职业教育模式的产业属性、现代职业教育模式教育属性以及社会服务属性的延伸。基于职业教育"多质"特征,引发其办学师资"多师型"、办学主体"多元化"、人才规格"多证书"等多重属性系统表达与思考。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