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的单向性及其社会经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口的空间流动已基本解除了户籍制度的障碍。但流动人口在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却又明显地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使得城市人口结构呈现二元化特征。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和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变成市民的数量,必然会受到城市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制,这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从本质上来讲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     

人口流动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解放后,人口流动始终是新疆重要社会现象之一.其中比较集中的在50-60年代及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不仅仅是人的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技术、知识、信息的大流动,由此对不同时期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政策的效用与人口的区际流动

中国社会政策与中国人口的区际流动有密切关系。中国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政府权力强,传统社会影响大,功利性明显及非连贯性四大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政策具有强制人口布局的正功能、制约流动的负功能及导致战争与灾害加剧的潜功能。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纠正必须加强与民间力量的主动协调及不断适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诉求。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问题初探

社会流动既包括向上流动,即改善其社会地位,从一个较低地位流动到一个较高地位,也包括向下流动,即从一个较高地位流向一个较低地位。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多民族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变迁速度慢、规模小、区域差异大等问题日益凸现。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问题,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大力发展“双语”教育,落实和完善民族社会政策,促进民族人口的不断合理流动。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淮河流域在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和重建这一地区的措施和优惠条件的激励，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农业、副业和商业经济等方面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作者认为，绝不能因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就否认明代前期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客观史实。作者最后还提出了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真正衰退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即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以后。     

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东北地区为例

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多民族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但同时也存在着变迁速度慢、规模小、区域差异大等问题。民族人口社会流动问题,不仅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严重地影响着东北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大力发展民族教育,落实和完善民族社会政策,促进民族人口的合理流动。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女真族向中原的迁徙以加强对汉族的控制为目的 ,客观上推动了黄河以北社会生产的恢复 ,也使女真族更多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熏陶。汉族向东北地区人口的流动 ,虽具有对中原经济文化破坏的性质 ,却为东北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先进技术和工具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加快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契丹族的迁徙是伴随着金朝的血腥镇压和强制同化进行的 ,造成了契丹族影响日微 ,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金朝社会的人口流动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社会政局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代户口之雾"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使人们难以看清明代人口的真实数字,由于当时史书均没有注明所统计户口是否包括男口和女口,所以,给后世学者带来诸多疑问.由于明代人口数一直没有定论,故现代人在著作中都将正史中所记载人口数作为全部人口数引用.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可证,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的多一倍左右.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朝货币政策研究

明朝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纸币“大明宝钞”和铸币铜钱的发行上 ,但政府对通货不能有效管理 ,最终以纸币的贬值与铸币的混乱而告终。这一结果有利于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中主币地位的确立 ;但同时也给明朝的政府财政、金融体系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     

明代前期、中期的乐府诗创作与世风诗运

明代乐府诗的创作呈现不均衡状态:明洪武初一度繁荣,而永、宣时期则基本上是空白,成、弘后又进入繁荣时期。这种状况既与社会风气的迁移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转变密切相连。明初乐府诗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中期诗人的创作注重宣扬自我,显示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李梦阳提出"真诗在民间"的主张,标志着文学观念的下移。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宋明武举比较研究

明代武举武学在借鉴唐宋（尤其是宋）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宋明武举的异同,既是文武分途的趋势使然,又是我国＂文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表现,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文章就宋明武举的应考资格、考试程序、考试内容与科目、录取名额、考务进行比较,指出其实效都未能实现其初衷,故遭到严厉的批判,然而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出现时,这一制度却又持续到了清末。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