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抗争：对斯科特理论的反思——以塘村修建祠堂为例

本文以塘村组织修建祠堂为案例，展示弱者进行社会抗争的策略及博弈过程。弱者采用“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搭便车”、 “韧武器”等策略来制止决策实施。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社会抗争与村民的弱势地位有关，但弱势地位并不一定是村民进行抗争的“武器”，村民抗争手段的使用与他们所追求的抗争目的关系更密切。底层社会抗争须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加以审视。这是对斯科特理论视角的一个修正。     

诚信家园的追录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延伸,需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诚信道德法规,这一社会前景是必然的。中国在向世界敞开心扉,中国人在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中,在做仿佛挽救中国人命运的透析治疗中,不要丢尽中国人的本色。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丰富的情感生活孕育并熔铸在他们的血液之中。土地是他们诚实的信守者,中国人就象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探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究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从人权作为“人”和“权利”的内涵来理解,人权思想的诞生和孕育是需要特定文化土壤的,也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正义观、抗争精神、个人主义和宗教影响等对人权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着本质性或前提性的差别,因此也就没能象西方那样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     

伦理学的一片新绿洲——访青年学者刘湘溶

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如同两枝互兢的藤,从人类诞生以来它们就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这个矛盾既是限制人类发展的原力,也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动因。人类因这矛盾而恐惧、而抗争、而烦恼,人类文明便在这种恐惧、抗争、烦恼中——探寻解除这一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中,滋生、发展了。人类为解决这一矛盾已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人类对自然的极度恐惧——无限崇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如同奴仆一般,服从自然的意志,仰息于自然的恩赐;一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由于抗争的目的仅只从单方面的人的角度出发,而出现对自然的肆意侵夺与践踏现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类凭借智慧和科技,杀进了自然的体内,似乎了解     

人与社会的抗争——罗亭与哈姆菜特形象之比较

人与社会的抗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永存的意识.本文试图从罗亭与哈姆莱特这两个相隔近两个世纪的文学形象比较中揭示出人与社会的抗争绝非易事,但只有为真理而不屈的斗争才是人实现自身价值之途径.     

泛谈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是对剥削阶级及其它非无产阶级出身者的要求,也是对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的要求。因为前者有一个从出身的阶级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过程,后者也有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个过程。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的压迫的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并在其阶级内部进行争权夺利的互相倾轧,同时不断发生旨在维护其阶级统治的不同政派的斗争。这是他们不会改变的阶级本性和客观规律。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则隐蔽地或公开地展开各种反剥削反压迫的抗争活动,并在这些抗争活动中积聚自己的阶级力量;同时为     

李贽与紫柏达观狱中死亡原因钩沉

李贽与紫柏达观二人都是朝廷政治派阀抗争的牺牲者。李贽被弹劾是因为有关'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的流言蜚语传入京城,而遭到首辅沈一贯的憎恨。当时关于矿税问题受到清议批判的沈一贯,对批判自己行政姿态的言行反应过激。紫柏达观被捕入狱的原因也是因为作者不明的妖书的出现。在政治派阀抗争中,利用毫无根据的流言使政治敌对者失势的手法,在当时十分横行。李贽经世论的重点在于揭露官僚社会腐败的实情和尊重能力主义的官僚人事,紫柏达观也和李贽一样揭露统治阶级的不公正,以救渡那些挣扎在苦难中的民众为使命。但是,二人死于狱中并非因为他们思想本身在当时的官僚社会被视为异端而受挫。     

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现代科学传统将生死对立起来,但在过去,人们往往否认生死之间有根本的差异。所有民族的神话思维,都基本上把生与死看成是一个连续的事件,一个人的出生、生长及死亡并没有内在的本质区别,不过是某种神秘因素在其中的规律性作用而已。 在藏民族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死亡始终是一个引人专注的重要问题。他们有关死亡的认识是矛盾的,死亡概念是多义性的、在对死亡的仔细推想与深入分析过程中,藏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相信死亡是可以力所抗争的,但同时他们又有着十分独特的     

"微社群"中青少年"表演式抗争"的缘起

在诸多形式的抗争行动中,"微社群"中的表演抗争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抗争形式和剧目类型.它相较于传统抗争体系中种种抗争形式不同,"微社群"中的表演式抗争通过戏剧化、夸张化的表演,制造视觉"凸点",编织抗争话语,进行抗争内容的创作.借助于网络这一平台进行传播,吸引眼球,从而表达诉求,为底层民众的抗争行动提供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基于利益损益的预期、情感语境的渲染、道德正义的身份认同和意见领袖的引导推动下,于社交媒体上进行资源动员,构成了"表演式抗争"得以发生并持续下去的机制.它们不是分隔运行、独立运作的,而是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微社群"中"表演式抗争"的发生和演进.     

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抗争行为的微观解构：一个交易成本政治学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发的主要表现形式。现有体制的“裂度”导致群体性事件成为民众维权的主要手段。以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抗争行为主体的划分，以及抗争民众的行为动机和特征，发现：利益相关群体需要承担大部分交易成本，因此抗争周期也是最长；机会主义群体只需承担小部分交易成本，他们的抗争周期较短，参与动机会逐渐减弱。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     

宗教器物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在人类意识的蒙昧时期,原始人类无法通过自然之"象"去把握"灵"所包含的宗教巫术内涵,于是,他们便给"象"以超自然的处理,去暗示那种神秘的"灵"。而宗教器物自然也就成了"取象比类"、以"象"悟"道"的一种象征性文化心理符号。信仰宗教的人由于信仰的渴求,可能在一刹那间即可通过宗教器物以"象"悟"道",在心理上强化了这种"认同",因而,宗教器物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是无可置疑的。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本文尝试从精英成长的模式来解释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的失范不必然是一种因果关系 ,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抗争事件之所以呈现上升趋势 ,地方社会精英的功能丧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更为突出的是 ,他们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抗争事件的动力。     

从《红高粱》到《千里走单骑》--张艺谋电影主题的结构分析

纵观张艺谋电影,从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到新近的<千里走单骑>,其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主题--对人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或历史压制下坚强生活的人物,其个性就是导演所要表达的情感.利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性,可将张艺谋电影中表现主题的人物分作两种力量,一种是封建历史和社会代表的对人的压抑,他们形成了一个闭锁的世界;另一种是被压迫者所进行的抗争,他们努力要实现一个理想的世界.在张艺谋电影中,这两种力量总在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     

敢问路在何方——欧茨小说《大瀑布》的悲剧精神解读

悲剧精神体现为悲剧主体为追求自由生存和理想人性在面对生存的困境与挑战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牺牲或抗争精神。欧茨小说《大瀑布》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历程,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在此通过剖析小说中两位男性主人公吉尔伯特和德克的悲剧精神的形成历程,探讨悲剧主体在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牺牲和抗争精神,感悟欧茨通过小说对现代悲剧精神的思考和探索来表达其对现代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切关怀。     

市场转型进程中的收入分化与社会风险——基于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收入分化和多数社会成员的低收入水平是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当利益受损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具有颇为明显的针对政府的抗争倾向.相时而言,低收入阶层的抗争倾向更加明显.在进行抗争的时候,不论哪个阶层,都倾向于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防止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和建设"强政府、强社会"型国家是中国应对今后的社会风险的基本途径.     

破镜重圆心态种种

钱钟书老先生说,家象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都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杀出来。缘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陆陆续续或自愿或被迫、或固执或无奈地冲出了“围城”,可如今,在经历了一番心灵的劫难和现实的挫折之后,他们却又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钻进原本被他们视为“坟墓”和“牢宠”的围城。当他们重新品评生活的底蕴之后,都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了感喟——复婚,真好！     

论80后写作的反叛叙事

随着80后这一代人的陆续长大,他们已经逐步占据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主流舞台,在文学评论方面也对80后的评论趋于缓和,不再认为他们是文学的票友,也不仅仅把他们的作品看成为商品。80后这一代是幸运的,他们可以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生产自己的心灵笔记;但他们也是不幸的,市场经济下,商业化腐蚀的社会,让他们不知所措。每当理想和现实相遇,内心的选择和现实的矛盾让他们纠结,来自灵魂深处的愤怒迸发,流于笔下的是他们心灵成长的见证。他们在文学里抗争,以追求自由创造的人生理想为宗旨,反抗父辈的文化霸权,反抗学校模式化的单调枯燥规范学习生活,反抗虚妄的传统文化理念,最终以对现实生活的平民生活理解,完成对人类整体命运的认同和自我生命的感悟。     

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乔杨案抗争的多重驱动——兼论近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与同乡会的关系

1921年6月初,上海公共租界的四川路上发生了一起因买卖纠纷而枪击毙命的案件,称之为乔杨案.该案发生后,坊间迅速流传开来,在马路商联会、同乡会等商界团体的组织下,华商进行了理性抗争,对租界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凶犯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在这场理性抗争中,街缘、乡缘与民族意识集结在一起,构成了抗争中的多重驱动力量,参与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参加抗争的人数逐渐增多,基于街缘性的马路商联会与基于乡缘性的同乡会在抗争中构建起了相互协调、一致行动的新型互动关系,同街、同乡等地域意识也成功地转化为民族意识.     

汉字的象化特征

中国文字的笔画与结构是象化的,汉字的五种基本笔画就是从大自然和人本身的形象中象化而来。汉字字义的象化表现为:静则为象,动则为词。这是汉字有别于其他文字的显著特点。中国文字始终未能跟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那样发展成为拼音文字,主要在于中国人的象化思维与象化的文字相互适应,相互作用,并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国家、社会抗争与政治机遇结构——基于文本的分析与评述

社会抗争理论假设国家是决定抗争兴衰成败的关键行动体,而政治机遇结构将抗争与国家关联起来。国家中心论假设抗争结果是由国家政体和国家力量所决定,但没有具体阐释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抗争的。本文从国家与抗争变迁的关联性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在政体既定的一国体制内,国家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处理社会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理解抗争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