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汉书》语言研究述略

本文分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对《汉书》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述评,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关于《汉书》语言研究的历程.对东汉至清代对《汉书》从语言方面进行的研究很少,多数还是历朝历代从实用的角度对《汉书》进行的注解、校勘以及评点等工作.解放后对《汉书》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谷,近年来虽开始着眼对《汉书》语言的研究,但与《史记》相比数量还是偏少,《汉书》语言研究尚需加强.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汉书》颜注再探

“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颜师古在注释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学术上擅长语言文字之学的优势,     

郝懿行《尔雅义疏》考论

清代是雅学的全盛时期,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清代《尔雅》注疏的代表著作之一,是继邵晋涵《尔雅正义》之后的又一雅学巨著,在中国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尔雅义疏》现存足本和删节本两种.《尔雅义疏》在疏证文字、考释名物、阐明体例、校勘经注文字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注疏的主要特色为注重目验、因声求义、引证方言俗语等.当然,《尔雅义疏》也存在疏于声音、误引误解古书、蹈袭而未注明等不足之处.     

“艺术平民化”的两个案例——安迪·沃霍尔与约瑟夫·波伊斯作品解读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年）和约瑟夫·波伊斯（Beuys Joseph，1921—1986年）同是20世纪后半叶美欧艺术的旗帜性人物，也是艺术评论的焦点，但针对他们的评述往往盲目与武断。从社会、公众、艺术等诸因素入手，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他们的两件作品，客观地解读了这两位艺术家，揭示了当代艺术作品的构成元素、方式以及作品内涵等因素间的密切联系。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由汪卫东《〈野草〉与佛教》所想到的

鲁迅在《野草》中最终并没有通达佛陀所说的悟的彼岸,而是仍然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是鲁迅与佛陀的最大不同。如果说佛陀的超越是对于涅槃寂静的执意追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上超越”,那么,像鲁迅这种执意活在人间,在无物之阵中一直战斗到死的超越,则可以称之为“向下超越”。虽则鲁迅与佛陀在最终追求目标和超越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其他三个圣谛,即“苦谛”、“集谛”与“道谛”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乃至相通。从鲁迅与佛陀的相同之处,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与佛陀的精神相遇,而从其不同之处,我们看到的则是鲁迅与佛陀各自的伟大。     

在裂变与沉淀中行进——2009年余华研究综述

当代众多作家中,余华是极具个性的一个,也是在创作上极富才情的一个,其作品亦备受评论家关注。2009年余华研究论文篇数近百,比历年都多,无论是对叙事、语言还是作品意蕴都有深入解读。文本研究方面,《兄弟》依然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颇有意味的是,前两年达炽热状态的《兄弟》研读今年在国内渐趋冷却,只剩喧哗后的余响,而在国外却方兴未艾。另外,很多评论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及＂转型＂,从不同角度挖掘其风格成型原因及＂转型＂程度深浅。本文以此为据点,对2009年的余华研究作出综述性解读,力图为众多余华关注者和评论家客观地展示出该年的余华研读现状。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华锺彦先生的《戏曲丛谭》及其他

作为国学基础著作，华锺彦先生的《戏曲丛谭》后出转精．贡献卓然。其首次提出“有唐一代，为中国戏曲变迁之重要关键”、“古今未色名同实异”等重要观点，并在“时剧”的探讨、歌舞与戏曲的关系、弹词与打连厢唱法、院本唱法遗迹“度曲八要”等方面均有独见。     

中国宗教学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基于CSSCI数据库的分析

从CSSCI（2000--2007）的引文统计数据中选出192种最有影响的宗教学著作进行统计分析,结论如下：国外宗教学著作被引较多的主要聚焦在宗教理论、宗教本质、宗教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国外著作对国内的宗教学研究影响还不是很大;国内宗教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较大发展,虽然宗教基础理论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国内宗教学影响力较大的著作还主要集中在佛道教研究上。     

关于汉语日语方位词“上”的空间认知的比较研究

学习日语的中国人有一种过多使用“の上”的倾向,反之学习汉语的日本人刚开始无法理解“天花板上”一类的词语。汉语的方位词“上”与日语相比,用法更灵活丰富,二者表现出了一种不对称性。文章从空间认知角度,分析了汉语、日语关于方位词“上”的认知特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从中日对译语料库中抽取的例句进行分析,得出汉日语“上”的异同之处,揭示了汉语日语“上”的各用法与不对称表现中隐含的认知规律,以期为两国关于该词的教学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