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性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书写自我的身体经验和感受成为2 0世纪90年代女性叙事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商业强有力的运作中,女性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男权话语之后,理应在感同身受的方式中对生命的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一 引论:张爱玲小说与女性亚文化群体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如何能够忠于她的生活、历史、文化现实以及她自身的性别特质。在这方面,张爱玲很少加以伪装或反串。此种忠于自身(女性)经验的书写模式,让张爱玲得以忠于自己的性别/经验而写作。不论是在女性压抑、焦虑或内囿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张爱玲小说中挖掘到各种有关女性的沉默、匮乏、分裂、甚至疯狂的意涵和潜在文本。 大体上,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乃在于她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囿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这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事实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她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和现实问题。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     

想像儿童:当代小说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兼谈当代我国儿童文学研究范式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小说越来越多地把“儿童”当成一种构成因素.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存在,决定了小说中儿童的“营造”与“诞生”有一个选择的机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儿童是什么”这样的一般的认识关系,而是一种意义关系,是儿童在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叙事中可能彰显出的社会、文化乃至哲学意义.因此,透过“小说的儿童想像”,不仅可以通过对小说中“儿童”的各种表现形态的观照,来对折射在其中的儿童自身、儿童与成人的关系进行审视,而且也可以探寻“儿童”的种种呈现形态所体现出来的作为写作主体的小说家的文学思维方式以及背后的经验因素与文化因素,探寻儿童在进入小说以后所发生的诗学转化以及对小说品质的影响.     

论民初日记体小说的“男子作闺音”

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存在“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读者的喜好以及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民初的这类日记体小说比较明显地打上男性作者的烙印，作者按照心目中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来塑造女性，并且时常会提及女主人公的“愁”和“病”。从中可看出，男作者在借小说中女性的际遇来关照自身的命运。     

选择孤独与崇拜自我——论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写作”

陈染、林白似乎是这样一种女子:三十左右,漂亮,成熟,衣着大胆,洁癖,神经质,身份暧昧,独往独来,举止怪异,神秘兮兮。她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她的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打退了我们所有的好奇,这便是陈染、林白带给我们的感觉。她们是孤独的,存在于被遗忘。她们的小说被叫做“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或“私小说”。从对陈染、林白小说命名来看,产生于日本大正时代的“私小说”与陈染、林白的写作貌合神离,将二者视为一家并不确切。而“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虽更能凸现出陈染、林白写作的“新”的特征和女性意味,但同时也隐含着男性话语文坛不知不觉中流露出的不屑和冷漠。     

多姿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

在 2 0世纪 90年代女作家笔下 ,“飞翔”体现着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 ,它源自女性生命对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向往。女性写作中的“飞翔”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其基本内容涉及女性的历史境遇与心灵成长、女性躯体和女性欲望、性别生存与人性、男性传统文化心理 ,以及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它显示了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文学女性自我探寻、自我实现的深入。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 ,女性写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     

对女性的暴力美学--论英国古典哥特小说的女性监禁叙述模式

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包含了大量与女性监禁相关的叙述序列,对监禁的叙述构成了哥特式小说的基本叙述模式。监禁叙述,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表现的是父权社会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通过对女性身体的监禁来实现对女性的规训权力机制。同时,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女性监禁叙述可以解读为女性个体死亡经验的体验,而对女性监禁叙述文本的阅读行为又是父权社会实现以规训女性为目的的示众效应的有效手段。通过这样权力机制以及相对应的体验解读和阅读机制的运作,英国古典哥特小说最终构建的是古典时期以父权文化为基础与对女性权力规训为特征的暴力美学。     

乱世怨女梦——战时中国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

置身于沦陷区,孤岛经验和灰烬经验成为张爱玲的深刻记忆。张爱玲通过对女性和战争的关系以及战争给小人物的生活带来的戏剧性转变来解决女性在民族战争前言说的困境,张爱玲独特的“张看”姿态反映了一个女性对战争的拒绝态度,这同样是游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写作方式,而在针脚细密的琐碎意象中,无意中为我们掀开了另一种历史。     

晚清以来的弹词研究--兼论清代女作家弹词的文体定位

晚清文学理论把弹词看做“旧小说”之一体 ,强调弹词的社会作用以及它与妇女的关系。“五四”以来俗文学家在弹词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但在文体定位上仍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至今未能解决。本文从书面文学、写作手法以及读者期待这三方面把清代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与弹词原始体 (或演唱体 )区分开来。女作家弹词是清代闺秀才女以韵文文体虚构想象故事的长篇叙事作品 ,可用“弹词小说”或“韵文体小说”指涉这一文类 ,应视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特殊体裁。又因为它是中国惟一以女性为主体(具备创作文本和阅读受众两个层面 )的独特叙事文体 ,所以这类文本具备了小说史与女性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     

浅谈《布鲁克林高地》中的时间与空间

米拉勒塔哈维的著作《布鲁克林高地》讲述了一位埃及母亲带着七岁的儿子到了纽约布鲁克林之后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小说当中的绝大多数中东移民的美国梦以绝望告终.本文选择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分析小说,探究在小说中叙述时间和象征时间的写作深意,以及内空间外空间对于人物心理状态的潜在影响,展现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环境下,阿拉伯女性移民的内心世界.并且揭露了在不同种族聚集的布鲁克林,第三世界移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20世纪初期女性小说写作的视阈与作者的性别

20世纪初期的女性小说写作,由于作者的女性身份,让她们在时代大潮中体验到了一般男性作家体验不到的情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女主人公对“婚约”的牵挂、对“母爱”的无奈和对“女儿情”的言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呈现视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文体模式与心理模式──对“五四”女性散文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古代散文写作领域里，极少留下女性的足迹。传统的散文观念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都导致女性对这种文体的疏离。直至本世纪初，这种与女性隔绝了两千多年的文体才随着“五四”思想解放的钟声出现并开始成长起来。“五四”时期女性散文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作家群，“五四”“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使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压制之下的女性文化意识苏醒过来，产生了一批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女性。这批青年知识女性接受了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力求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她们…     

陈衡哲散文的美学特质

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创作白话小说的女作家.她往往能跳出自我的小圈子,超越性别的界限,以非女性化的写作姿态,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思考,因此,她的散文视野宏阔,涉猎广博,形成了广博大气、深邃超拔、严谨明晰、活泼幽默的美学特质.     

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翻译:写作之隐喻——以普鲁斯特、西蒙、格非为例

“翻译”与“写作”的差异在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罗德·西蒙(1913—2005)、中国当代作家格非(1964—)的笔下消失了,“翻译”被他们视为写作的隐喻。对他们这种写作“翻译观”的异同与发展脉络进行比较、梳理,探讨这三位作家观点的共性与分歧,有助于揭示写作与翻译在其小说观中存在同质性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