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的接受

庾信进入北朝以后所作的《拟咏怀》是对阮籍《咏怀》的拟作,但这并不是亦步亦趋的简单仿拟,而是二人在人生困境上的息息相通。本文即从夜、路、心三种意象的运用来分析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的接受,从中可以看出其中既有一一对应的模拟范式,又有选取阮籍的行为事迹与咏怀诗进行互相照应的模拟之作,同时更有咏怀即咏心的内摹仿之作。庾信对阮籍的接受原因一是相近的地缘因素,一是相似的生存困境。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从《楚辞·远游》以来,游仙诗中总会有“列仙之趣”,同时也寄寓着作者某种现实的感情。郭璞《游仙》诗也并不例外,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神仙,他完全是借仙境来写人间,并且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诗人痛感天下丧乱,人生苦短,欲以道术自立,有着浓厚的隐逸与享乐的倾向。“列仙之趣”不过是郭璞咏怀的符号,中国抒情诗从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阮籍《咏怀诗》与咏怀诗的产生和发展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尖锐,他纵酒谈玄,不问世事以避祸,对司马氏政权表面敷衍,实为消极反抗。他所作五言《咏怀诗》,猛烈抨击虚伪礼法,书写苦闷心情,及人生无常,全身远祸的消极情绪。本文分析其诗作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并探究《咏怀诗》与咏史诗的产生及发展之关系。     

苦闷的象征——论阮籍《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说方式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种意旨模糊缘于作者对苦闷的心理体验和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作者借助否定、隐喻、虚化等语言策略和意象经营手法,把复杂的心理体验导向多义性的诗学叙说方式。以阮籍苦闷的心理体验为切入点,可以更深入认识《咏怀诗》“诗无达诂”的诗学特征。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阮籍《咏怀》诗女性意象及与《离骚》的传承关系

阮籍诗歌意象丰富 ,它表现了诗人不拘礼法的浪漫文人性格和深情至性 ,代表了诗人对纯精神的自由境界的追求。无常是阮籍《咏怀》诗的基本基调 ,诗人透过女性意象含蓄、幽微地呈现出相关的意旨与情感。《咏怀》以女性意象作为理想和精神追求的载体 ,和《离骚》有密切的历史传承和拓展关系。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阮籍咏怀诗的游仙描写与建安游仙诗模式风格的差异

建安游仙诗因诗人们的功业思想而充满着“豪气”；抒情主体置于仙界之中；稍有玄学倾向；风格瑰丽雄奇。阮籍《咏怀诗》的游仙描写充满着对痛苦心灵的自慰；抒情主体与仙界截然分开；具有玄学品格；风格清逸玄淡。后世游仙诗基本是在这两种模式风格的交融嬗变中发展的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

宏放渊深、隐晦曲折是阮籍《咏怀》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后世理解其诗旨趣的重大障碍。晋来时期的颜延之,既是博览群书的宿儒,又距阮籍生活的曹魏后期较近,他注释《咏怀》诗也只限于其中的一些词语和典故,不敢妄言寄托幽旨。所以钟殊《诗品上》说,《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恰言其志”。齐梁文坛巨子沈约注阮诗,亦未阐幽显微,发明厥旨。直至唐初,李善仍云：“《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此,他注阮诗也只能“粗明大意,略其幽旨”。（见《文…     

从《咏怀》与《北征》看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

杜甫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作品真实、广泛、深刻地描写了剧烈变化的社会面貌,从而成为唐代自“开元”、“天宝”以来三十余年间一面时代生活的镜子。但是,杜甫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的一些作品中夹杂着的形似矛盾的忠君与爱民思想,便容易引起不同的议论。这里,准备就杜甫的两首大气磅礴的五古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简称《咏怀》)与《北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为生命忧与替社会悲——阮籍《咏怀》与陈子昂《感遇》比较分析

一 假如你是一个对生命非常敏感的人;假如当你看到飘散的落英、飞陨的流星时会产生生命短暂、宇宙无穷的感慨,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假如你是这样的人,那么,读了阮籍的《咏怀》,内心深处会涌起一股铭心刻骨而又无法排解的悲哀。因为《咏怀》表现的就是对生的无望的留恋和对死     

“阮旨遥深”——试评阮籍《咏怀》诗的思想内容

<正>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阮籍的《咏怀》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诗品》认为它是“斯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并把它列为上品,评价很高.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对之极为推崇,指出:“阮嗣宗《咏怀》,……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认为连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五言古诗都不能与阮籍的《咏怀》诗相提并论.但是,多少年来,对阮诗进行深刻而系统地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这是因为阮诗“文多隐蔽”.“兴寄无端,不易理解,     

也谈庾信的《拟咏怀》诗——兼与凌迅同志商榷

1982年第2期《文史哲》刊登凌迅的文章《读庚信的〈拟咏怀〉诗》,是近年评价庚信的少数论文中的一篇,该文从分析《拟咏怀》诗入手,认为只应肯定诗中“所具有的浓烈的乡关之思,而决不认为这种乡关之思有多少故国之情”,并指出     

唐宋小说的诗情与画意——以《游仙窟》、《红线》、《王幼玉记》、《李师师外传》等为例

唐传奇作者开始跳出传统藩篱创作小说,因抒情诗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很深,故唐人小说多浓在诗情,而宋世小说更富于画意,这与宋话本作者已非唐传奇之士林华选,并与宋代绘画尤其是风俗画兴盛不无关系。文章以《游仙窟》、《霍小玉传》《红线》、《莺莺传》、《王幼玉记》、《李师师外传》和《碾玉观音》为例,诠释了诗情画意为唐宋传奇的整体美学风貌。     

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本质及影响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这种影响的本质有三个方面：阮籍自身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弥漫在阮籍人生悲剧中的是一种济世不能又委命求存但却济世不灭的满怀悲情,故阮籍终其一生在对生命一往情深的眷顾与抗争中不断体会惨烈的绝望,而又在绝望中不断地抗争着。     

试论阮籍《咏怀诗》与当代朦胧诗

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说,阮籍的《咏怀诗》“难以情测”,钟嵘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唐代的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可见,对阮籍的《咏怀诗》,不要说我们读不懂,就是距他很近的人也莫明其妙。千百年来,对《咏怀诗》的理解,不少人都是在猜谜。     

北宋王令的《竹赋》和《藏芝赋》

<正> 宋人作诗文常用熟练的先秦文体,或论时事,或自述自励,或自喻喻人,或托物咏怀,文体虽多复古,但作文常有创新。因此,宋赋自有其特色:1.取典先秦,措词朴实,意境复古;2.内容多托物以自喻或喻事;3.格律近于《诗经》、《楚辞》的诗篇,诗赋文体合一。王令是北宋颇好古而又能创新,善于自述的作家,《竹赋》和《藏芝赋》是他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