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木兰山考论

黄陂县在汉代分属西陵、安陆两县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黄陂县境内郡县名目繁杂,隋时进行了归并,只存黄陂与木兰两县。宋初,并木兰县地入黄陂,此后,历明清至现代,建置没有变化。木兰山的得名始于南齐,唐宋之际著称,明清时期因庙宇众多,周围数县朝山进香者众而名声大振,成为一方胜境。     

青海大通老爷山“朝山胜会”渊源考释

青海大通老爷山“朝山胜会”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我省区域性“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其朝山进香仪式颇有些古时皇家成员出行的印痕。本文对其仪式渊源进行了考释。     

明清时期泰山进香及相关问题研究

泰山位居五岳之首,历来备受青睐,而帝王的封禅、致祭活动,更确立了其独尊地位。泰山地位的尊崇,令四面八方的信众齐聚泰安,登临泰山,拜谒于泰山神下,成为泰山忠实的香客。据泰山现存碑刻记载,明清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无不亲祀泰山,将泰山进香活动推至鼎峰。究其原因,或为显示帝王之正统地位,或求国泰民安,或为福寿康宁,或为游览胜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朝山进香活动的兴旺发达,带动了旅店、餐饮及庙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泰山内、外道路的兴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使当地的民风民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乃至恶化。     

武当进香习俗地域分布刍议

武当山朝山进香习俗历史悠久,在全国影响很大。根据地方志、金石铭文等资料记载,元明以来到武当山进香的香客来自今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台湾等地。这些史料显示,元明以来武当进香习俗具有全国性的地域分布。     

明清徽州中下层妇女的日常经济劳作空间考

妇女的经济活动反映了她们的经济劳作空间.明清徽州中下层妇女在宗族罔顾,家中无依的环境下,选择踏出闺闱,走出小家庭的范畴,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家中她们纺棉织布、豢鸡豕,事灌园以补贴家用,在田间她们耰锄业茶以收获口粮,有些妇女还运用自己的技能资本从事小本商业运作以获得收入或出卖劳力获取薪资.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与徽州社会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非常突出,其原因是与贞节观念在明清社会的强化及徽州本土的内在因素分不开的。明清徽州女性群体性的节烈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家庭和社会影响。明清徽州节烈现象致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更为突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损失。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坚守贞节,使自己赢得一定的社会威望,能有效地平息邻里争端,感化部分社会不良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对传统的性别观不断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以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

“武当”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将武当山附会成真武的出生地和飞升处,为它以后的显荣尊贵打下了基础,入明以后,由于统治者对真武的尊崇,武当山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清以后,武当山的地位大为下降,它对周边地区和区域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朝山进香等民俗活动来体现。     

明清徽州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之主体性因素探究

明清贞节观念几近宗教化，而徽州节烈现象尤为突出。已有研究多针对明清徽州妇女崇尚节烈的外在原因。普遍忽略了其主体性因素。在明清徽州贞节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的表象之下，其实隐含了暧昧、复杂的动机，其主体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对贞节伦理的守护、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困窘生活的逃避以及留名传世的愿望等若干方面。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遂使贞节观念彻底地深入徽州社会，成为一种潮流，明清徽州节烈妇女是宗教化的贞节观念的牺牲品。     

浅析明末清初福宁地区的列女群体形成的原因

自宋以来,理学贞节观念被当权者奉为规范妇女行为的伦理准则,明清时期更是将其推至顶峰。《福宁府志》中记载了643位贤媛、贞烈、节孝三种类型的列女,其中节孝占绝大多数,且清初多于明末,这正是清提倡节孝的体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明清统治者的道德期望在地方志编纂中的反映、福宁府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各级政府旌表的利益刺激,合力促成了贞节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节妇、烈女人数剧增。     

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记忆与遗忘：对吴地“九四香“风俗流变的社会学分析

吴地“九四香”习俗的起源和流变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吴地民众选择了全国性宗教节日“地藏香”与政治纪念节日“九四香”在时间点上的重合是民间社会生存技术的表现;后者在表述形式上与前者的刻意求异是民间社会的政治表意。应重新审视当下民众生活世界与现代博物馆场域中“九四香”的不同表述方式,以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地位转换中来分析国家和民间社会力量对比的动态过程。     

先秦以至秦汉的薰香习俗文化

中国用香历史久远,早在4 000多年前先民就开始熏烧香草、香木或净化环境、驱虫辟秽、防治疾病,提升生活情境,或祈祝神明,祭祀祖先。熏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僧道医巫、普通百姓,无不对各种香品和熏香器具钟爱有加,由此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熏香习俗文化。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先秦以至汉代的熏香习俗为后世熏香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管窥——以《成府村志》为中心的研究

旗人社会的研究是近来明清史学界的一大热点。文章藉助民国年间金勋所著《成府村志》,从社会生活、风俗礼仪的满汉差异以及庙宇与香会等角度入手,揭示成府村所体现的北京旗人聚落的变迁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旗人社会尤其是旗人聚落的研究。      

作为一种文类的焚香颂辞研究——以青海果洛班玛地祗“雍仲吉则”为例

论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藏文文本资料的解析,以藏族地祗雍仲吉则为个案,探讨藏族地方保护神焚香颂辞作为一种特定的口头或书面文类,既与焚香仪式形成整体,又保留了藏族古文明的诸多复杂形态,显示了一个文明的持有者对语言的品味和格调。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探讨——以藏香原产地西藏尼木县吞巴乡为例

本文以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吞巴乡为考察对象,分别探讨了其文化遗产的构成、价值及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认为吞巴文化遗产由村落文化空间、历史名人吞弥.桑布扎、口头传统、藏香水磨长廊、手工制作藏香传统手工艺技能、望果节等构成,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经济价值。随着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遗产及不断改善当地群众生活的需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性的旅游开发,建立健全由法律、行政、经济、传承培训等构成的保障机制,制定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于一体的复合型规划,是达成对其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及前提。     

知识密集型企业薪酬制度设计的原理与策略

在知识密集型企业里,“知识工人”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如何激励他们是管理者的核心任务。由于知识工人从事的知识创新活动与企业家的管理活动一样,越来越难以监督和考核,有必要让知识工人分享企业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激励其创造力。知识密集型企业应对传统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新型的薪酬体系。     

试论满族萨满教对东北民间信仰的影响

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族文化在东北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萨满教作为满族的传统信仰,既是满族文化的母源,也对东北文化的其他内容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仅就满族萨满教对东北地区的汉军旗香和地仙信仰的影响加以探讨。     

"后精英"的社会印象： 当代大学生对阶层分化及社会机会的主观认知

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群体能借助高考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发生改变,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使大学生群体由“天之骄子”变成“后精英”。同时,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社会分层现象引人注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层已经“结构化”,虽然较多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态度, 但如若与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则认为“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虽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个体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整体认知的同质性较高。     

南岳衡山的民俗文化

南岳衡山的民俗文化是在崇拜衡山山神司天昭圣帝的基础上 ,融合佛、儒、道文化与民间文化、民俗民风于一体产生的。这一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为元旦朝圣、南岳庙会、八月香火等三种基本形式     

论吉林乌拉满族萨满神歌的形成和音乐特征

萨满神歌是吉林乌拉部满族烧香跳神典仪的重要载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当地满族群众中影响很深。特别是它那带有宗教色彩的旋律,在乐器与舞蹈的有力配合下,伴随着各类典仪而进行并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他以朴素的音调、套曲性质的曲式结构,宗教色彩浓烈的音列特色,确立与非确立的调式类型,不和谐性质的和音运用等音乐特征,更有其特殊的魅力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