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学内涵

对孔子论诗教功能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自来只限于从“识名”去解释,完全抹煞了其中的诗学内涵。本文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真实含义,应是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得到比识名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见识和认识。这是因为,由诗性话语的思维特性所决定,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指的事物表象作为关系存在和象征本体,已经从有限诗意指向无限,映照出宇宙人生的深广意蕴。孔子的这句话,既指出了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性功能,也有教学生按照诗的特性学诗的意思。     

积形蓄势 守正出奇——《滨州学院学报》“孙子研究”栏目特色

《滨州学院学报》创刊于1985年，2005年改为今名。依据2004年教育部下发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刊、名栏建设实施方案，学报将“突出学报特色、打造名栏期刊”确定为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努力打造“孙子研究”特色栏目，探索出了“守栏目之正、出特刊之奇、借会议之力、     

“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

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生前,曾嘱宋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复传位于皇子。此即所谓“昭宪顾命”。因这一顾命文件曾封藏于金匮之中,故通称“金匮之盟”。两宋及元明清三代,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本世纪四十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几乎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名+动”非主谓式组合探微

汉语中"名+动"式组合一般表示主谓关系。一般来说,表示偏正关系的"名+动"式组合,都具有与之相对的"动+名"动宾式结构形式。"名+动"偏正式组合有其独特的表达功用与构成方式,它产生于汉语自身,古已有之,并非为现代汉语所特有,受外语的影响而得以大量涌现。在构成新的句法结构中,其组合功能也呈现出不同于"动+名"动宾式结构的特性,体现出语序在汉语语法中的地位之重要。     

《老子》首章辨析

《老子》通行本第一章(《道可道》章)总论世界起源,但文义简古,论老者解说不一。兹就本章文义之可异议处并其道论逻辑,略陈拙见,以求教专家学者。“道可道”“名可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首二句通行本与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甲、乙本(下简称帛书本)文字基本相同。于字义有异议者唯“道名可常”四字。四字关涉道论逻辑处拟后文述及,此处讨论末道名二字。此二字论者皆以为言词文字之谓,清俞正燮更谓道特指言词,名特指文字之义。他说:     

寒山寺古史新榷

包括张继《枫桥夜泊》在内的数首唐诗所言之"寒山"、"寒山寺",皆为诗歌意象,而非实指。唐代尚无具体实在之寒山寺。宋人称今天寒山寺为枫桥寺或普明塔院。今天寒山寺之名虽肇端于张继夜泊之诗,而实乃定名于元明之际。寒山子"寒山无漏岩"诗所言之寒山,应是苏州虎丘。张继诗中的"寒山寺"若被理解为虎丘寺,或更近乎历史真相。     

孩儿茶小考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须夕娜”条云：“孩儿茶，又名乌爹土，又名青实失之，其实摈榔汗也。”苏继癫先生作《岛夷志略校释》，于孩儿茶”下注云：“此名以见于本书为最早。……这取自一种学名CassiaCatechu之液汁，梵语名Khadira与Khaira，孩儿茶殆由后一梵名而得音。因其对呈绿茶色，故有茶之名。泰米尔语Vodalay，汪大渊之“马爹土”，林草纲目》之“乌多泥”与“乌垒泥”皆其对音。泰语名Sisiat，汪大渊所记“势失之”为其对音。树高二三十英尺，乔木，印度孔坎海岸、孟加拉北部山地、缅甸皆产之。取此木之心熬煎之，则得浓液，以…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略论洞庭湖之称谓及历史变迁问题

"洞庭"之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时有出现,但是意义不完全一样,也不一定是同指一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体还处于"渊"、"泽"的阶段,"尚相当窄小",应该还不会有"洞庭湖"之称。随着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洞庭湖名逐渐形成并开始固定。洞庭湖之名在湖南的出现,则可能是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地名的移位。     

现代化背景下罗布人社会文化变迁——尉犁县塔里木乡个案研究

在现代化背景下,以罗布人为主体的塔里木乡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变迁结果启示：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社区,最好的发展模式就是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更好更快地融入时代文化主流。     

试析罗布淖尔人的雅答巫术

罗布淖尔人之中保存了多种古代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罗布淖尔人至今尚存的有关雅答巫术的歌谣是非常珍贵的民俗学资料。它表明该地区存在雅答巫术的习俗,根据这一事实,可以推测雅答巫术最早应起源于西域古老的居民之中。     

略论英美民族姓名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交际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英美民族的姓名结构形式作为英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巩固并保护了英美社会的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历史。讨论英美人姓名的构成、含义及其形成“名 姓”结构形式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刘理解西方文化。     

太湖黄颡鱼生物学和渔业的初步分析

分析了太湖黄颡鱼（Peteobagrusfulvidraco）的一般生物学特性,包括种内性状变异、年龄与生长、食性、繁殖等,并对黄颡鱼在太湖渔业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黄颡鱼对太湖经济鱼类危害不大,而且有抑制野杂鱼过量繁殖的作用,因此认为在太湖现有的生态条件下,黄颡鱼应作为优质鱼类加以保护。     

靺鞨族名来源新考

靺鞨族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是由勿吉族发展而来的。勿吉族生活地区由于出产并向中原王朝进贡一种被称为靺鞨的红宝石，因而靺鞨也就逐渐成为这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了。靺鞨成为族名后，开始单指某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后来发展到多个少数民族部落或部落联盟。     

彝族"海菜腔"源流初探

石屏彝族“海菜腔”是从异龙湖中的海菜而得名的。因它产生于彝族青年男女特有的民俗———“吃火草烟”活动,因此,旧时被称之为“草曲”。明朝初期,江西弋阳腔传到滇南,再与石屏彝族的“草曲”相结合,并冠以“海菜腔”这一美名。海菜腔在“吃火草烟”这一习俗中被长期保存了下来,在这一习俗中所唱的民歌,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创造、发展。海菜腔是彝汉合璧的结晶。     

中国普希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铁夫教授访谈录

普希金来到中国已有110年的历史,他的名字、故事、作品和精神也成为中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中国人"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中国近年来普希金研究的特点、焦点和危机是什么?中国普希金研究的趋势是什么?针对这些疑问,我国知名普希金研究专家张铁夫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有关《物权法》所规定之"村规民约"的思考——以徽州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研究

笔者在徽州调查的过程中,在桃林村发现了该村以村规民约的方式侵犯异姓儿童财产分配权利的案件。通过对案件的解读,发现该案充分展现了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制度紧张。为了深入剖析该种制度紧张,文章对现有徽州村规民约和历史上的徽州乡规民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发现,桃林村的做法是在用村规民约的形式实施着传统法律的规定。因此,所谓的制度紧张,在深层次上是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的紧张,而且正是这种紧张塑造了现有村规民约的演进方式及其内容,并最终导致了桃林村违法村规民约的出台。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一批鄱阳湖区渔民的历史文书,由一位乡村精英人物整理并保存下来,尖锐地提出了渔业资源争夺问题。历史上,鄱阳湖与周边一批小的池、湖相通,渺水(洪水)期大小水面汇成一片,消除了平时制约乡土人群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地界,造成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渔民因越界捕鱼而冲突,不得不由官府加以仲裁。土改之后,作为族产的小水面被分解,被组织起来的渔民日益依赖鄱阳湖捕鱼,遂与来自更广泛地域的渔民发生冲突。此后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为捕渔者绝对人数的增加,1980年代后更因为采取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捕鱼为生的湖区渔民造成极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通过梳理私业、官河与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关系,不仅获得关于湖区水面产权问题的新认识,还意识到由于水无硬界的特性和渔民生产的流动性,使他们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在生存规则与性格特征方面多有不同,研究中国的水面问题时,应该和以往研究土地问题的思路及关注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