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独资企业法》实施十年的思考

个人独资企业法实施十年来立法与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一定脱节。个人独资企业在法律主体认知论上应当摒弃自然人主体资格延伸说;在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上应当作出与时俱进的立法修正;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应借鉴《德国商法典》以及《韩国商法典》等规定在债权转移和债务承担方面作出明确细致规定;在个人独资企业债务清偿方面应引入英美法系的双重优先原则。     

法律的应然与诉讼的实然——以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个人独资企业诉讼为视角

《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虽在法律领域有了专门的一部法规来规范现实生活里广泛存在的个人独资企业,但因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欠缺明确规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单独起诉个人独资企业并单独承担法律责任的“单诉模式”,和一并起诉投资人并由个人独资企业和投资人连带承担法律责任的“并诉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能在法律上找到支撑,但哪种模式更符合立法的旨意,更符合时代的需要,尚有待研究.以网吧被诉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应诉案件的代表,从该类案件的特征出发,深入分析采取“单诉模式”的必要性,认为当前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个人独资企业作为被告应单独应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继承中的法律规则研究

作为一种业主制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继承不仅涉及继承制度的基本原理,还要兼顾营业维持和交易安全的要求。现有的立法不能满足上述需求,需要在继承制度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加以完善。在遗产分割方面,应该增加禁止遗产分割的期限,并将共有作为遗产分割的方式之一;在责任承担上,继承人如果继续经营企业的,应该对企业原有的经营性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企业形式上,数个继承人共同经营企业的,应该及时变更企业的组织形式。     

家庭成为民事主体的理论证成与法律协调

我国民法总则应当正视家庭的民事主体地位.家庭是一个稳定的亲属团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独立意思能力,符合合伙理论,类似其他组织.将家庭构造为民事主体之时,我国民法典应当以表见代理制度来协调处理个体独立人格和家庭团体人格之冲突;以承认家庭名称权和名誉权的方式来化解个人名义与家庭名义之下具体人格冲突;以家庭债务的清偿范围来划分家庭共有财产范围;以农户"准"权利主体的转正来名正言顺地主张两种用益物权;以替代责任的发生来确定由家庭承担特殊侵权责任;以合同相对性原则和表见代理制度综合衡量是否由家庭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立法否认无限责任主体破产能力的制度缺陷

我国新《破产法》将其适用的主体范围扩大到了法人企业,但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自然人等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主体,法律仍未赋予其相应的破产能力.那么,主体的破产能力是否与主体的法人资格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只有法人企业才能更好地履行债务清偿义务,从而更好地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赋予无限责任主体以破产能力必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呢?作者试图通过本文,分析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     

论国有资产损失的侵权法救济

虽然在法理、立法和逻辑上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障碍,但是中国绝少有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与国家所有权作为民事权利性质的模糊、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的"虚置"和国家"民事利益"本身的含混都有关系。应当将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作为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法律,企业或公司自身可以就国有资产损失提起民事赔偿,赋予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各级国资委提起民事赔偿的职责,检察机关和普通公众也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

民事主体是依据民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诉讼当事人是能以自己名义向法院起诉或者被诉,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人。民法历史上经历了"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变迁,自然人、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相继得到确认。但对于非法人组织、合伙等第三类主体,各国均一度出现了民事主体与诉讼当事人范围的某种程度的分离。在中国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吸取经验教训,确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三元民事主体地位,以实现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构建。     

论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严格区分——以现行交通事故相关处理规定为例

行政责任是指违反国家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或法律禁止事项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特征是:(一)行政责任以行政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二)行政责任是违反行政义务的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行政责任种类呈多样化形式.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法律责任中一种独立的责任.其特征是:(一)民事责任以民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二)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严格区分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促使立法质量"与时俱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兼并中的债务承担探析

随着企业兼并的拓展,其相关立法明显滞后,兼并中的债务承担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认为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可分为改制前的债务和改制后的债务,应区分不同情形确定其承担主体。并且从事前保护和事后补偿两个方面来对公司有限责任原则进行修正和补充,从而使从属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救济。     

重建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制度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资产负债率过高已成为制约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因素。缺乏承担贷款风险的主体及不能有效地充实企业的资本金是导致企业过度负债的主要原因。健全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制度是重组企业债务的关键。根据国外重组企业债务的经验，杜绝再次出现企业过度负债的体制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优先权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设计

优先权制度是民法中一种具有独特作用的制度,其起源于罗马法,后来的法国民法、日本民法、瑞士民法等,都对优先权制度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我国构建民法体系的过程中优先权制度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土目研究系列之一

“土司无等可降”并非是土目的唯一来源,土目主要来源至少有七个,其形成既处于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游离状态又多因多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区各个层面各种势力消长,即使在土司降授为土目的过程中,朝廷对降授的地域空间均具有极大选择性。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一种考察

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史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以劳动和市场为核心的“需要的体系”及其满足方式,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在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泛神论的逻辑神秘主义”,继承、深化了其历史主义方法和内容,并揭示了一切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解放新课题,初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轮廓。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走出市民社会泥淖的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关于人格权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人格权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篇的问题上,而忽视了人格权的基本问题研究。人格具有多种含义,人格权中的人格应该是指人格利益,人格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人格利益的权利,人格权是支配权、绝对权、非财产权。基于法理逻辑和制度安排的效果考虑,法人无人格权。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其实也并非权利而是法益,不宜在立法规定所谓的一般人格"权"。     

完善《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思考

作为《公务员法》的重要条款,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采取的态度不能仅仅落脚于可否说"不"上,还应该甚至主要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前提条件、权利义务、配套细则、救济方法等方面,从而保证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切实可行。     

违约归责原则比较研究

违约归责原则有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之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各自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不同的归责体系,分别有其优点与不足.由于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及历史的作用,19世纪以来,两大归责原则互相兼收并蓄,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回顾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合同立法,有一个从崇尚绝对过错责任到强调绝对严格责任的过程.但是单一的归责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归责原则二元化符合法律追求公平的价值目标.它在比较妥善地维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同时,还降低了法律的运行成本并完善了合同法的体系,体现了现代民法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的发展趋势.     

论动物的民法保护

在现代,人们越来越关注动物的保护问题,民法也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自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之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围绕着究竞动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以及是否应该建立物格制度来保护动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结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应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实意义来探讨关于动物在我国民法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保护的问题。     

关于民事主体的内涵与外延的立法思考

民事主体制度,是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民事主体的立法是关乎整个民法体系的建构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自然人和法人当然和已然地成为民事主体的内核之情况下,文章对民事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作出新的解释,特别就经济关系和生活关系中大量存在的“非法人团体”是否应该成为“第三主体”作出思考。     

中西价值观念比较研究中的几个疑点

关于中西价值观念的比较,学界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结论,然而也留下一些令人迷惑且有待澄清之处。提出"是不是西方仅仅是个人主义"、"是不是仅仅中国讲德性"、"从什么意义上理解中国与西方法律的差异"等三个问题,意在澄清中西价值观念比较研究中非常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及唯物史观之创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性地借鉴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深入开展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的揭示,这一重要成就奠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理论基础,并使马克思得以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创造性地整合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中.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对于唯物史观之创建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