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

21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全球公民社会”,它是对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理念支撑的“原子式社会”的反思、重构与超越,旨在实现人类实践经验与精神文化观念的全面共享。“全球公民社会”秉持“世界公民”的生存理念观,着眼于“世界公民人格”的养成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化育,表现为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规范——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     

融通与互动:社会资本与协商治理的内在逻辑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们关系结构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协商治理注重互信基础上的合作行动,是国家治理的本质体现.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协商治理的旨意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即社会资本的孕育与协商治理的运行都以公共领域作为平台,均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皆为了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从而实现某一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对协商治理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因而社会资本就成为研究协商治理公共事务的新维度.一方面,社会资本为协商治理提供社会资源和基础,表现在社会信任是协商治理的心理基础、互惠规范是协商治理的重要支柱、公民参与网络是协商治理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协商治理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体现为协商治理能够为社会信任提供重要保障、促进社会规范形成、拓宽公民参与网络渠道.因此,社会资本与协商治理具有融通与互动的内在逻辑.     

公民社会视域下价值观的重建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艰巨而复杂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背景下出现了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混乱状态.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分裂必然导致行为失范和社会失序.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的、和谐的公民社会,仅仅发展经济和为社会组织“松绑”是不够的,必须重建与之相应的价值观体系.为了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我们需要进行与公民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启蒙”,在精神文化层面正本清源.以诚信为理性认知观前提,以平等尊重为道德价值观基础,以正义优先为经济价值观目标,以法治为社会价值观准则,从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做起,逐渐树立现代公民意识,这是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必要基石.     

“公民社会”的文化解读与政治风险

从文化维度看,“公民社会”只是一种处理国家、组织与个人三者关系的机制,一种社会运作体制,一种社会管理（治理）模式,一种社会建设目标。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观。无论从概念上,或是从价值观上,还是从社会实践上,都不宜把“公民社会”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是促进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的匮乏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出现集体行动困境;社会系统内部的信任缺失进一步加剧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趋势;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出现制度短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为公民有序参政提供社会根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

集体行动的难以达成,以及缺乏足够权威的领导,是当今许多农村陷入贫困的重要动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道德资源,可以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升成员合作水平,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被打破,但以契约、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道德规范的弱化、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迷茫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现代中国大部分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因此,要以实现农民的基本国民权利作为拓展新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以农民结社搭建现代社会资本的载体,以培育新型权威作为社会资本转换的纽带,方能实现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     

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论层面的一个大跃升。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治理的内涵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对改进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选择。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应从政府、社会、公民三种角度入手,即建立廉价服务型政府,重建政府信任;社会力量的自我革新;一种价值文化的重新树立。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论作为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连接人们相互关系的纽带。信任的基础由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和世界观等因素决定,其中平均主义和乐观主义共同构成人际信任的本体。在信任体系中,并非所有类型的信任都能成为社会资本,仅有道德主义、普遍主义的人际信任才符合社会资本的条件。人际信任对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民主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助于人们产生合作意愿和参与热情,培养宽容精神和公民认同,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完善司法体系和行政制度,提高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进而促进政治昌明、社会和谐。     

熟人社会及其根治的社会政治学分析

"熟人社会"既是传统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极度扩张型亲情义务观"践行的直接结果.中国转型期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 是对法制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破坏、公民精神的瓦解.根治熟人社会的遗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唯有通过现代国家建构、成熟市场发育、公民意识培养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良性互动,才能够尽快地消解熟人社会.     

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

受结构变化、管理滞后、监督不力等影响,村改居社区腐败形势相对一般社区更为严峻。社会资本以价值观、信任、制度等为基础,在社区反腐信息共享、精神铸造、行为促进、网络规范、秩序维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鉴于村改居社区信任与道德规范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组织性社会资本等方面不足的现实,需要从居民素质培育、集体行动网络建构、现代性社会组织开发及制度建设推进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达到促进反腐主体自觉和扩展反腐行动网络,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反腐效能之目的。     

社会资本对非政府组织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以艾滋病防治领域为例

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由结构、认知、关系三维度构成。在防艾领域,较高水平的关系维度社会资本是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不仅是组织的外部资源获取的渠道,而且会推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产生。应当综合开发和利用三维度社会资本,形成社会资本的内在良性互动,强化非政府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与外部网络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达成集体行动,促进防艾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成长和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世界政治话语转型视阈下“社会”的理论角色演变

国家与社会间的冲突、妥协甚至相互包容的关系是贯穿现代政治研究进程的主线之一,也构成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面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由民主秩序以胜利者的姿态向非民主国家渗透与扩张,"公民社会"理论承载着反国家主义的积极理想强势复兴,然而,其内部潜存着既消解理论对手又自我消解的逻辑困境。公民社会研究复兴近20年后冷战结束,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学知识话语从"制度"向"治理"转型,社会资本理论接力般以反个人主义的新面目填补了公民社会脆弱的伦理观,亦迎合了世界政治学知识话语的新变化,提出了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政治绩效解释机制。近年来与全球化潮流伴生,主权国家间移民加速,国、族结构异质化且精英多持多元文化主义,国家认同削弱,社会凝聚力下降。当前东西方学界均试图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分析框架,从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撤退,国家与社会一体考量的"国民社会"成为"社会"角色的新面向。     

论我国社会资本的重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社会资本积累深厚 ,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信任规则失范、职业道德沦丧等问题日益突出 ,不断侵蚀着信任、合作等社会资本的根基 ,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忧虑。社会资本亟需重建 ,它的重建应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对存量社会资本进行扬弃 ,剔其糟粕 ,吸其精华 ;另一方面 ,开发和吸收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 ,增加开放性的、大范围的社会资本。当然 ,社会资本重建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其支撑 ,缺乏制度化支持的社会资本是脆弱的。     

重构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乡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内在要求。文章以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解读为逻辑起点,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的分析思路,揭示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下乡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社会信任弱化、社会网络松散、社会规范失效等困境,提出重塑乡村信任关系、修缮乡村参与网络、健全乡村社会规范等突破路径。     

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

社会资本如同物质 (经济 )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在总体上是一个中性概念 ,当它处于不同层面利用于不同主体时会显现出它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来。对于转型中国来说 ,社会资本的生成条件和机制有其特殊性一面 :政治上“体制洞”的存在 ,市场因子的渗透 ,“单位制”、“身份制”的相对弱化和伴之而来的“社区制”、“契约制”的进一步发育 ,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化”态势 ,以及民族内部传统信任和互惠机制等等都催生了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的繁荣和兴盛。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或积极促进或消极阻碍的作用 ,所以需因势利导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抑制传统性社会资本的消极性并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中国的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英文对应词都是civil society,但实际上＂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意指不同的组织和领域。在当今中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指向政治领域;市民社会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组织,指向经济领域。     

社会信任与群众文化互动的伦理辨析

群众文化常常因其为“下里巴人”的艺术而受不到关注,虽然在一些主流话语中群众文化也可能得到重视,但那种重视并非从群众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更非从构建社会整体文化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高度立意的。群众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公民接受社会化和信任他人的“精神储备”。只有从维护和推广社会信任的层面入手,才能真正深刻领会扶持群众文化和辨明群众文化现代意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