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钱钟书与朴学

一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过。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但到七十年代末,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就发表了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巨著——《管锥编》。钱氏之选用札记体这     

经典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清代学术概论》被中国学者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之作,在其单行本出版后即有日译本问世。1940年后,随着日本东洋学界世代的更替及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关注,《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导致并未流行开。战后日本史学界被革命史观所笼罩,对梁启超的审视局限在革命史范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形象开始摆脱限制,《清代学术概论》再度被译为日文,战前对《清代学术概论》价值重新估定的趋势得以延续。近百年来该书在日本学界虽然译本诸多,但从未成为指导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为:一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视其为一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史料;二是将其作为前行研究而给予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新的研究早已溢出其范围。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清代《诗经》研究观的嬗变与毛诗学派的《诗经》研究

清代︽诗经︾研究观的嬗变与毛诗学派的︽诗经︾研究周元彪梁启超对清代的学术思想,曾一言蔽之：“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概论·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把清代学术思想具体概括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汉学复兴为标志的传统...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中国话剧文体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郑振铎受新研究方法的启示，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对文体研究提出如下想法：“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每一种文体之研究的著作”，并举例说：“关于戏曲，至少要有一部《戏剧史》，一部《戏剧概论》，一部《演剧史》，一部《中国舞台之构造与观众》，一部《戏曲及其作者》，一部《传奇的研究》，一部《皮黄戏之沿革与歌者》，一部《昆曲兴衰史》，一部《脸谱及衣饰之变迁》等等。”［１］一个世纪过去，他的设想仍未过时，而当时还未进入他“文体研究”视野的话剧，现已百岁，对照他的设想，我们做了什么？实…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正>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     

新视野、新史料、新方法：梁启超研究的新进展——读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陈平原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博士论文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而对于夏晓虹先生来说,她早在198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就已经奠定了她之后学术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三十年过去了,夏先生不仅相继出版了《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等梁启超研究专著,而且还经过艰辛的爬梳整理,     

龚自珍“书生议政”述论

“书生议政”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打破清中叶以来经学统治的僵死沉闷局面,首开中国近代“书生议政”风气的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 龚自珍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眼光和批判勇气,凭“三寸舌、一支笔”(《行路易》,《龚自珍全集》第440页。以下只写《全集》及页码),抨击时弊,倡言改革,慷慨论天下事,不仅使人们读之“若受电然”,对“晚清思想之解放”也起着巨大作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4页)。而且时至今日,他那讥切时政、愤激辛辣的诗文,仍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社会思潮的一般规定

社会思潮,顾名思义,就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梁启超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呼应汹涌,如潮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版)在英文中,思潮的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贵创·博证·致用——读杨虹《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

杨虹的新著《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有三：“一日贵创”,“二日博证”,“三日致用”,诚乃的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人云亦云之作实为学术垃圾。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日：“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综观杨虹的《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无不切合梁氏之论,其是一部观点新颖、论证缜密、切合时代脉搏的学术著作。     

清末的王船山(续)

<正>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七)是通过谭嗣同而知道王船山的。两人相识于光绪二十一年.其时谭三十一岁.梁二十三岁.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是这样写到此事的:“其评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清代学术概论》)即启超与谭嗣同交往     

试论汉语新文学的学科理念与知识体系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嬗变历史,其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从“文学的现代化”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但新文学的“新”所包含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元的思维空间.《汉语新文学通史》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鲜独到的学科理念和知识体系.它从“汉语”出发,来书写中国新文学史,可谓在“新”与“现代”两者各自的优势之上又一种“新”的开拓.现代汉语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还是一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无论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还是作为文学研究的视城,都鲜明地凸现出其自身诸多的新鲜特质以及无可替代的厚重内涵.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

严复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著名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沦》等，1897年又创办《国闻报》。他在天津鼓吹变法维新，与梁启超在上海，谭嗣同在湖南，相齐名于世。对严复在当时地位，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这样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管黎《天演沦》，斯密亚当《原强》，穆勒约翰《名学》、《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