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中泵告资格的确立与规则设计

近年来,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此必须解决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既有法理基础、又有现实依据,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公民可以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保护公益、防止滥诉、有利监督为基本原则,在立法、律师援助、鼓励措施、滥诉制约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行政补偿的宪法保障制度缺失及其完善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公共利益,公权力可依法对其进行剥夺和限制,但应有适当的行政补偿.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建立行政补偿的宪法保障制度,在回顾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比较分析各国行政补偿宪法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行政补偿宪法保障制度的初步构想.     

专利法利益平衡机制之探讨

专利法是在专利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选择和整合以实现一种动态平衡的制度安排.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关键是专利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为实现这种平衡机制,需要充分保障公众对专利技术的适当接近.为此,在专利法的制度设计上,需要确定适度与合理的专利保护范围,而这也是构建专利法利益平衡机制的基础.同时,专利法的利益平衡机制必须解决好专利技术的垄断与推广应用之间的平衡协调问题.专利法通过其特有的激励发明创造的机制和权利限制机制,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三维度"反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其理论意旨与制度建构仍然停留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之上,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沟通,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容易引导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走向歧途.因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运用国家和社会、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三对范畴,从3个维度反思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理论,以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破除私人邻域和公共邻域的藩篱,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融合,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论行政补偿诉讼制度的构建意义

转型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政府服务职能的扩张,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间的摩擦冲突不可避免,行政补偿作为平衡公益与私益冲突的重要机制应运而生。对于行政补偿纷争,应当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以抑息纷争。行政补偿诉讼制度的构建,对于宪法的实施、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2007年4月份全国主要冶金产品产量统计

转型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政府服务职能的扩张,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间的摩擦冲突不可避免,行政补偿作为平衡公益与私益冲突的重要机制应运而生。对于行政补偿纷争,应当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以抑息纷争。行政补偿诉讼制度的构建,对于宪法的实施、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城市房屋拆迁的反思、重述与再造

城市拆迁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房屋拆迁中行政强制处分的合理性、适当性与既有财产的安全性,应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达到应有的相称与均衡。当前房屋拆迁中普遍出现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忽视和公民个人权利的践踏。为此,城市房屋拆迁需要再造,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为指向,做到房屋拆迁程序的公开透明,拆迁补偿的公平公正。     

公共利益:行政伦理建设的根基

行政伦理建设需要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公共行政的职业特点和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机制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政德建设中提出的为政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等要求,反映了从政人员需要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点的思想观念。现代社会中,政府官员需要认真处理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政府成员个人利益的关系。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

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公民所共享,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行政权存在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行政功能日益突显,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利益已经成为社会群体的必需。我国应该立足于现有的法制资源和现实需要,理性的批判、吸收国外的经验,整合并表述民众的意愿,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立法,积极构建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民众和公益性社会团体通过诉讼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途径,以确立以诉讼推进民治、以民治实现公益的模式,有力规范行政权的良性运作,推动行政权与司法权、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保障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针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和不行为提起的诉讼。它对于监督行政权的合法行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依法治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国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完善司法制度的要求。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同时,这种制度也更有利于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功能的发挥。此外,可以通过对国外制度的考察和借鉴,来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具体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行政补偿范围的经济分析

财产征收、征用的行政补偿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但补偿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行为和得到多大程度的补偿等具体问题则有待解决.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对行政补偿的范围作出更形象的解释.从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侵权的原因来看,行政补偿应包括财产征用、特别限制、行政行为派生的效果等.确定行政补偿标准要兼顾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最大化,即行政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效益(个人效率和社会效率),促使行政主体将公益成本内在化.     

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利益行使主体——探寻公共利益主体和个体利益主体的新的划分法

对于利益主体来讲,一般情况下,利益归属于谁,就由谁代表、谁行使;在某些情况下,利益却由利益归属主体以外的他人代表、他人行使。这就是实践中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和利益行使主体三者"一致"与"分离"的现象。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和利益行使主体三者的"分离"现象更是公共利益主体的常态。与此相适应,不管是个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利益主体都可以划分为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利益行使主体。这种分类法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可以运用到行政公益诉讼中检验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特定公民的原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失范与重构

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质为房屋征收(或称不动产征收),是公权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权的合法剥夺,是政治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基于人权、自由、秩序诸价值的考量和公权与私权、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利益平衡之需要,以私权保障理念为基点对现行失范的补偿法律制度予以重构,对于构建一套合理的保障被拆迁人利益的拆迁法律、法规意义重大。     

从行政权力本位到公共利益理念——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

我国当前环境法律制度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缺乏清晰的生态社会愿景和法律理想图景,轻视公众的社会理性和合作本能.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人成员享受的一种共同善.环境公共利益具有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益主体的普惠性和自然人独立享受性的特征.公民和政府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环境公共利益理念更新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     

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

公共利益是行政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的重要基础,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也决定了行政主体需要享有单方变更权等特权。为了使行政契约的目的得以更好实现,应当承认行政主体为了避免公益之重大损害,有权对行政契约予以单方变更。单方变更权的行使不以合意为前提,但应当受到公共利益需要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同时,还需强化对该特权行使的程序控制,完善告知和听取意见、协商等程序性制度,并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充分补偿。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博弈视角下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种成本低却高效率的预防性、警诫性廉政机制,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地节省政府为廉政而花费的巨额行政费用,督促官员奉公守法,防止其谋取不当利益,而且通过财产信息公开,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公共利益优先的角度可以折射出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官员的一些已经与其行使公共权力产生了联系的隐私行为已不再是民法所保护的隐私,而成了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对这部分隐私加以限制。但是,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公示制度实行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官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