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西夏通史》

本文对《西夏通史》一书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编纂体例上有所创新,结构框架科学、合理”、“资料宏富,史料基础扎实”、“论述客观公允,分析深入透彻”、“图文并茂,图表并存”是该书的重要学术特点,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水草与民族：环境史视野下的西夏畜牧业

畜牧业作为西夏的本业,为西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夏秋和冬春两个时段牧草的缺乏和相应的储备措施以及喂养牲畜时注意的事项值得我们关注;西夏在水源不丰富的情况下,政府和牧民通过凿井的方式进行牲畜水源的补给。西夏政府对此很重视,并对牲畜进行了合理而严格的管理。以上应对方式既有政府的法令支持,也有牧人的精心照护,但通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牧人进行牧养。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一

自从俄罗斯学者科兹诺夫1908年深入我国黑水城盗掘西夏文献之后,西夏学的研究逐渐兴起了一股热潮,到目前为止,出版学术专著和发表论文颇丰,但对西夏文书及其文书史建构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笔者大胆尝试,通过已经考证并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主要从西夏文书的体裁、载体、组织机构、作者等四个方面对西夏文书史建构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探索,基本理清了西夏文书史建构部分内容的脉络.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综述

本文分政治、经济、文化 3个方面 ,综述了提交给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的论文内容 ,为了解当前海内外这方面研究的前沿信息提供了一个窗口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二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是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 ,在“西夏文书研究之一”中已经对西夏文书的体裁、载体、组织机构和文书工作者进行了探讨。本篇主要对西夏文书的文风和文书工作制度的组成部分等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使西夏文书史的建构成为一个体系。     

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从三种“大历史”谈起

人们通常所谓的"大历史"大致有History, 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三种含义。这三种"大历史",不仅表露了人们试图从宏观上辨明历史运动方向以掌握人类命运的雄心,还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思想的变迁以及历史研究范式的更嬗。自20世纪80年代始,世界史学开始文化转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历史学进入小叙事时代。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的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却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结构,擅长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极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宏观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当前,亟须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须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对应着全球化,史学的"整体地球时间"必然会要求扩展历史分析的画布,而在这幅扩展了的画布上,来自中国史学的"画师"将会如何挥毫泼墨,值得观察。     

西夏僧人“德慧”师号考

在俄藏黑水城汉文和西夏文佛经题记及发愿文中有多处关于僧人德慧师号的记载。德慧显、密兼修,由法师荣升为国师,先后有兰山觉行法师、兰山觉行国师和兰山智昭国师的称号。本文对德慧不同师号的年代进行考证,并对他翻译和校勘多部佛经作了初步梳理。德慧精通汉文、西夏文、藏文和梵文,为西夏的译经事业和佛法弘扬作出了一定贡献。     

从“绝学”到“显学”-读史金波先生《西夏文教程》有感

史金波先生的《西夏文教程》是一部介绍西夏学的百科全科。教程重点讨论了西夏语言的语法系统和语法特点,还介绍了西夏文字的性质、结构、书法、文献等。作者主要谈了阅读体会。同时对教程提出了改进建议。     

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物”条文的观察

了解西夏的法律与社会是我们研究中国十至十三世纪法律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从当时的两份文契切入,这两份文契的标的物均涉及"畜物"之内容,它们都应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调整社会生活之产物。该法典中规定了大量的关于"畜物"内容的条款。历史地考察西夏社会及民情,不难得出"畜物"对当时西夏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畜物"成为该律令调整的重要对象。因此,大篇幅规定调整"畜物"之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的基本是一致的。在讨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有益思考。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关于西夏文“佛”字源流的深度考察

西夏文记录的两个"佛"字,一个是"■声、人(为)义"的形声字,一个是"伫留(于龛位)之人"的会意字,真正的字源与西夏人自编辞书提供的附会性用字解释判然有别。而这两个"佛"字所反映的西夏语词虽然源自汉语的"佛陀"一词,但是并非出自相同的借用轨迹,其间还透露出音节弱化的藏缅语共性来。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补考

本文是笔者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后,据新见资料续作的考证。据钱澄之《田间诗集》,发掘出大汕出卖绘画作品周济清初遗民志士的史料。文章分析了现存广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它与澳门普济禅院中现存之“大汕宗风”的牌坊一起,成为大汕在广州和澳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的杰出贡献。     

浅析前掌大墓地出土扁足鼎兼谈“史”族

“鼎”是所有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其器型演化多样,形制随时代推移而多变。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两件扁足鼎形制特殊,为现存商周青铜鼎所仅见。两件扁足鼎上铸有“史”字铭文,结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大量带有“史”铭的器物,探讨“史”族迁徙分布情况及大量出现于泗水流域的原因。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

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     

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存世较多,与敦煌、宋、辽、金等汉文本内容基本一致.西夏译本至迟在天盛八年(1156年)已有抄本,卷尾发愿者题名有两姓不见于存世西夏文献,经文其他附加内容承自汉文本.多个西夏译本内容相同,为同一本子翻刻或复抄.但拜寺沟方塔出土、黑城本与西夏本内容有异,似乎另有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