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行为与艾滋病预防对策--对某吸毒人群相关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因为共用注射器和不安全性行为等高危行为,吸毒人群成为艾滋病高发群体.如果不制定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策略,防止更多的人吸毒,或教育吸毒者改变高危行为,将不会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的,因此,对吸毒人群相关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对吸毒相关行为进行分析和考察,希望这一讨论有助于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制定.     

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新挑战

正视艾滋病防治工作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转变观念是当务之急,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要求;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艾滋病防治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地方立法,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将具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防治教育宣传列入工作议事日程;采取各种有效渠道和手段,纠正人们的行为模式,对艾滋病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认真切实地落实“不歧视”与其他保护措施。     

对特殊群体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的思考

本文是一个人类学个案研究,它以女性性服务者的经历为切入点,在分析女性性服务者人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通过解读“高危人群”、“艾滋病”与“安全套”的文化意义,从微观层面考察她们作为艾滋病预防的主体,怎样建构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怎样看待自己的“高危人群”身份,怎样在具体的环境中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方式。本文认为,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到性服务者的这种主体性,让她们积极投入到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中去,才能使干预工作进一步取得成效。     

生物权力法则:长卡司机被纳入艾滋病监测的过程与原因

以风险行为定义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发生了质变,最明显的例证是原本不属于高危人群的长途卡车司机竟也被纳入哨点监测系统,这本身是一个错误假设引发的错误判断。作为当代医学社会学关键性概念之一,"生物权力"系指政府机构利用法规和行政手段在公共健康问题上对普通公民的管理、控制、支配以及规训,它会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理由侵入到私人生活最隐秘的空间。鉴于中国的长卡司机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高危人群,要求这一人群在常规体检期间接受艾滋病监测的做法涉及到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紧张问题,同时凸显着医学知识的建构和卫生机构的政策倡导对生物权力的左右。     

需从人类安全视角关注的领域--娱乐服务业中的艾滋病高危现象及社会干预研究

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最主要的危险和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导致人们容易感染艾滋病的不安全性行为。本文认为 ,当务之急是必须从更广泛的关注人类安全的视角 ,改善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 ,调整对高危行为人群的社会干预模式。     

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

本文使用两个独立调查取得的数据,检测了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流动后性行为的改变及导致女性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的个人和社会因素。结果显示,流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导致女性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增加其临时或商业性行为暴露的工作行业。女性而非男性流动人口在流动后经历了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显著增长。个人认知和社会影响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构成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其中行为能力是与安全性行为最接近的显著因子,而工作场所的支持则可以增强女性流动人口在性关系中的权利。本文提出了一个研究重点的变化,即不仅要研究艾滋病病毒在流动人口中的传播,更要看到其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其实是和构成艾滋病风险的因素相应的,它同时伴随着以产生结构性干预为目标的研究。     

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生产、传递与遏制——基于脆弱性视角的分析

艾滋病人群的贫困是艾滋病人群各类脆弱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它基于艾滋病人群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由艾滋病人群的认知和行为所诱导,为艾滋病人群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利所加剧。贫困具有传递的性质,艾滋病人群贫困的传递包括贫困范围不断扩展的横向传递和贫困在代际之间延续的纵向传递。要遏制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生产和传递,必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大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唤醒艾滋病人群的自我发展意识,降低艾滋病人群的脆弱性是针对艾滋病人群的反贫困工作的切入点。     

亚文化群体行为改变实证研究--关于男-男人群艾滋病教育的行为干预

目前在国际社会学界 ,行为改变理论已广泛应用于艾滋病的行为干预。但大多数干预项目仅从个人水平上加以考虑 ,其行为改变策略大多建立在针对个人的基础之上 ,而对于群体水平的行为干预则较为少见。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学界 ,有关群体行为改变的研究目前尚无文献记载。本研究项目以男—男亚文化人群为研究目标 ,致力于该人群艾滋病感染高危性行为的改变 ,在行为改变策略和行为改变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     

论“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为例

本文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争出发,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中的"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为例,重点呈现了"公共卫生"这一外生的概念及相关社会设置是如何在我国本土语境中产生、发展的。同时,就"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的边界等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公共卫生"发展趋向中的多学科合作和视野转换,能够为弥合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割裂状态、促进健康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健康化提供新的空间。     

非洲的妇女与艾滋病：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因素

引论艾滋病成为全球性疾病以后 ,社会态度发生了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说起这个话题时人们自然会想到艾滋病传播中的“高危”人群 :同性恋者、海地人和血友病患者。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戳记有危险 :它延误了应对普通民众采取的行动（ＢａｉｌｅｙａｎｄＭａｎｎ，１９８８）。１０年前 ,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充满恐惧和敌意 ;今天他们却唤起人们的同情 ,让人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不论个人还是政府 ,对艾滋病一开始常是否认其存在 ,而现在人们头脑更加清晰 ,对之有了更多的理解。但是如果不充分了解ＨＩＶ（艾滋病病毒）阳性、医学因素、文…     

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命题的思考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方法论，对其实质和核心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在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有些绝对化，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论语言的礼貌原则与得体性原则的区别

"礼貌原则"与"得体性原则"属于不同的语用层面。礼貌原则是语用学的最高原则,而得体性原则则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把二者混为一谈既有表层的只看字面意义的直接原因,又有深层的混淆学科界限的根本原因。     

从诗歌的语义推理透析关联理论的关联机制

解读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关联的过程。但是关联理论只是说信息与听者的认知语境关联得上就能理解话语含义,但是如何关联,关联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关联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认知语境的建立过程就是产生关联的过程,通过对诗歌文本解读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认知语境的建立(关联机制)是一个不断的“激活—合成—优选”的过程。     

社会转型期NPO生产要素的多中心配置模式

包括人、财、物的生产要素配置是NPO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NPO的发展壮大和长远战略。我国现在的生产要素配置主流是政府行政化的单中心配置模式,这既可能使NPO成为政府的附庸而丧失自我,又可能造成NPO弱质和低能及降低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弊端。建立和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与NPO的生产要素多中心配置模式,将是促进NPO回归自我、增强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战略选择。     

《诗品》对诗之本质及诗美境界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古代诗歌理论的丰碑,它对推动诗歌创作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诗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对诗歌的本质作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倡导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倾向;同时它又主张“自然”是诗歌美的最高境界,抑制了当时诗坛上出现的雕琢、华靡的不良倾向,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建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运用边际分析法求解对诸如个人效用最大化、政府税收最大化等最优化问题。通过边际分析方法求得的具有相互联系的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的集合便是均衡,这也正是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最终任务是对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共同构成的均衡进行效率评估,也即考察某种均衡是否符合效率标准。由此可见,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是以边际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以均衡为核心概念、以效率为规范性目标的法学研究框架。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20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     

论法律人的养成

法律人 (lawyer)是对具有同质性的法律职业者的概称 ,其同质性体现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法律人是法治社会必然出现也无法回避的精英现象。欲实现法治 ,所有的法律人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 ,担当先锋重任。其培养不是简单的工匠式的训练 ,而应该是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即法律教育、司法训练和职业纪律规范三位一体、协调统一。我国法律人养成的路径 :应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 ,使法律人的培养制度化。     

“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

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学"一词是吕贝尔首创、西方所特有的。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学"这个概念的首倡者是梁赞诺夫,他发起了苏联马克思学的创建大业。在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相继兴起之后,我们呼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共同努力,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创建中国马克思学。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