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作家笔下的复仇主题─—兼与传统复仇文学主题比较

蕴涵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复仇主题对古代复仇文学主题的变革与超越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与审美意义，其复仇对象由个体指向整个封建社会、中外反动势力乃至传统文化的弊端，其复仇目的也从血缘纽带与忠孝节义等伦理义务转向主体深沉忧愤导致的自觉反抗乃至革命要求的强调。而作家通过对人物复仇意识的深层透视，又使作品达到现实的具体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相结合的艺术高度。     

论金庸武侠小说正邪人物之“反”叙事模式

在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创造性地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     

王世名复仇叙事的渊源及其与清官文化之关系

王世名为父复仇故事,是文史兼备的重要复仇文化个案.金华地方官员汪可受,对孝子复仇充满赞赏,为明代"口述史"的一个焦点人物.地方官员喜怒好憎,对民间传闻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汪可受的前任敏于发现问题、解决有方.汪本人具有清官的"角色期待",善于抓住复仇事件的新闻效应和伦理教化功用.神秘崇拜介入,丰满了清官的文学形象,较为直接促进了清官"箭垛人物"的殖生,是清官破案锄奸文学主题生成的重要环节,清代许多破案叙事模式,都离不开王世名故事的重要中转之功.     

林纾的复仇观及其跨时代意义

有关现代文学复仇文学主流倾向及其对传统的变革超越，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显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猝然猛醒的。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爱国保种的意识，在内忧外患下日渐强烈，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寄望于传统复仇文化的刮垢磨光。他们尤其注意到，复仇对象不能只停留在一家一事上...     

古龙的快意江湖

古龙，原名熊耀华，出生于香港，祖籍江西南昌。作为新派武侠小说泰斗，古龙的小说创造性地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阐述其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洞见，将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作为当代华语文坛罕有的大师，古龙的作品是真正深入街头巷尾的文学经典，小李飞刀、陆小凤、楚留香等众多形象，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角色。     

《呼啸山庄》的哥特式写作特点论析

艾米莉受18世纪中后期哥特小说的影响,在其《呼啸山庄》中运用了哥特式写作手法。通过塑造哥特模式的人物形象和环境,深化了爱情与复仇的主题,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本文主要从哥特小说的主要特点、人物的哥特模式、主题和环境上的哥特色彩四个方面对作品中哥特式写作特点进行分析,领略《呼啸山庄》中独特的艺术魅力。     

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品位 ,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 ,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但金庸并不能称为文学革命家 ,事实上也从无此种称谓     

复仇：《水浒》的原始意象

本文认为《水浒》是部充满野性的文学，复仇是《水浒》的原始意象，这种原始意象折射了民族性格和心理     

对美国华裔文学身份的重新定位——基于美国文学传统的角度

文化批评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但这一方法将华裔文学固定在“他者”的位置上,片面强调其与美国主流文学的差异性而导致了研究中的误区和偏颇。分析华裔文学中的成长主题、自传体裁、应许地思想等,可以见出华裔文学与美国文学传统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是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对华裔文学的文化身份得出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中“桃花源”思想的产生与主题表现

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思想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对理想生活和社会模式的描绘，受其影响，刘晨、阮肇艳遇仙媛的天台山被称为爱情的“桃花源”。在历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和自身经历，分别择取“桃花源”的超脱生活和美好爱情主题表达不同的向往和追求。“桃花源”作为一种传统文学题材和意象成为隐居避世和求仙艳遇的文化符号，在后世的诗、词、文、曲中再现着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中日文学特质宏观比较

中日两国文学虽然彼此相互影响，但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作用，因而中日文学在文学主题、文学功能和文学表现风格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中国文学主题偏重明志载道，日本文学主题偏重人情况味；中国视文学为经国大业，日本作家常以游戏心态对待文学；中国文学表现出雄浑壮阔的美学追求，日本文学则变现出纤细小巧的审美意识。     

中国古代伤悼文学的三大模式——悼祭文学主题片论

中国古代伤悼文学的三大模式悼祭文学主题片论王立在中国古代悼祭文学主题中，由于丧悼文化及相关习俗制约下的伤悼心态的稳定性，这一生日常情感在抒发表现上也有着惊人的惯常性模式特征。这里，仅择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大模式，以期揭示出这一特定文学主题的某些审美创...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增殖的文学与拟像的世界——从《追忆似水年华》看德勒兹的哲学思想

在解构思潮中，理论家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话语是由一系列符号编制成的网络，话语与知识、权力裹挟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生产机器，但文学不同，文学可以通过人物的变形、语言的增殖冲破话语的防线，动摇逻格斯的掌控，释放未知的潜能。德勒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探寻并发现了文学的增殖功能和逃逸潜能：普鲁斯特通过人物的复数化、叙事者的游离化将文学从单一独白变为多声部喧哗，由此德勒兹显示出与传统背离的哲学思想和全新的认知模式，他用繁复体代替同一性、拟像反对表象，将传统哲学建构的“一”的世界翻转为“多”的集合，从而探索一个肯定差异、发现多元和不断增殖的世界。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思考

随着当前国家教育制度不断改革，教学形式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小学语文的教学形式也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教学转型。在当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和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核心素养能力的提升。主题式教学不仅使教学内容更加具有模块化的特点，并且与其他教学方式相比，更加生动活泼，目前主题式教学已被广泛的应用在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本文探讨了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工作。     

金庸的悖论: 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显示了金庸充满矛盾的女性观，并最终形成了他有关女性创作上的悖论：对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的双重沿袭与反叛。     

命运交响曲——西方文学命运观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即是人学,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蒙昧的人类之初与天地自然的抗争,到意识形态形成时期与社会政治的抗争;从古希腊俄狄浦斯的神谕之下不可避免的杀父娶母,到哈姆雷特自我心理斗争的复仇始末;从堂吉诃德的盲目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到鲁滨逊机智与理性的冒险精神:这些无不是对命运的态度和反映。从这些与命运抗争者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从对命运的恐惧、抗争,到对命运的彻底摆脱,从而把握控制自己的命运。在西方文学的漫漫长路上,一大批的作家正向我们奏响了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命运交响曲,神谕也罢,信念也好,在曲子中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音符,而作家们要表现的却是一个充满激情、斗志,富于人情、人性,却又复杂多变、亦真亦幻的宏篇乐章。本文将就西方文学中的几部重要作品——古希腊文学、《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鲁滨逊飘流记》进行分析,通过文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来反映的西方文学的命运主题。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文学上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接受西方文学的理念和技法,非常注意立足于本国文学土壤。古老森林村庄的神话传说的宇宙观,成为他的文学思想的原点,同时独创了感性与知性结合的“比喻—引用文体”,实现了日本化。     

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

中西童话与成人文学一样，既有相似之处又呈现出巨大差异。本文以叶圣陶的《稻草人》和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这两篇典型的“三件事”童话模式为例，认为(1)童话叙事主体在中国童话中的控制权很大，在西方童话中较小；(2)叙事话语方面中国童话单纯、直接、不偏离主题，西方童话则有“漫溢”特点；(3)中国童话的隐含读者为理想儿童，与实际读者接受上产生错位，而西方童话接受者是成人儿童兼而有之。这些差异是由于东西方民族传统、文学风格不同造成的。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的历史经验

本文主要就中国古代文学对《万叶集》、《源氏物语》的影响，以及日本文学的审美理念“物哀”的形成过程，做了颇具新见的阐述。提出了日本古代文学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日本本土固有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并借此对中日古代文学交流的经验进行疏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