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说”中的生态审美意识探讨

在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学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马克思关于人类最初的美感与艺术起源的"劳动说",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审美意识,对其进行深入探讨,能够丰富和提升"劳动说"的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劳动创造了美"首先在于劳动创造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同时,劳动创造了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二者相辅相成。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自然之美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美,一种和谐之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中的异化劳动,阻碍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产生,成为美的创造的障碍。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凸显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倡导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是强调在"人的能动的、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价值平等"。     

“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理解人类思维的新视角

"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显性地存在于国际关系、区域发展、复杂系统、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等具体的现实层面,同时也以一种思维或心智模式隐形地存在于现代人的大脑之中。本文一方面是对人类思维中的"中心—边缘"模式的考察,另一方面也是将"中心—边缘"视角运用于相关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自我出发所延伸出的"中心—边缘"思维可以分为"人—自然"和"人—人"两种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与文化人类学分别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总的来看,这些思想认识的发展都经历了从"中心—边缘"定型向去中心化的演变。解构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也为我们思考如何破解这一不平等结构提供了思想源泉,但是,像德里达那样过分强调对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进行颠覆的破解之道却有待商榷,在强调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同时,我们需要"理解"和"谅解"作为补充,去寻求"和平共存"而非"互相毁灭"之路。     

人的活动“需要内驱律”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异同比较

人的需要与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人的活动"需要内驱律"立足于哲学领域解释了人类实践活动发生过程中实践活动与需要的本质关系和内在必然联系,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基础上剖析了人的需要的层次性,但是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都是以推动人的活动行为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为最终目的。     

论“○”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需要”:社会发展原动力之唯物辩证法反思——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点体会

"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原动力,社会总是在人的"需要——生产——新的需要——新的生产……"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需要"与"生产"之间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是"需要"与"生产"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种"生产"不仅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而且还是对"人"的摧残、折磨和否定,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因而他们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制度已经消灭,"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发展"生产"是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马克思“共在论”幸福观探赜

幸福问题一直都是哲学史中倍受关注而又充满争议的一个话题。哲学史上的众多幸福论之所以没有真正地使人类走向幸福,是因为它们在理论的发端处就为人类埋下不幸的"隐患"。这种隐患总体上可以概括为"非共在"性的思维,具体表现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性的存在,但是,"共在"先于"存在",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构建合理的社会关系,人们才能共同走向真正的幸福。事实证明,马克思是以一种"共在论"的视角,构建自己的幸福观,从而实现对传统"非共在"性思维的超越,最终使人类的真正幸福得以可能。     

“中国梦”的道德价值建构——以对“大同梦”、“强国梦”、“美国梦”的分析为基础

社会梦想中道德价值设置规定着其精神境界和价值范式。中国古代的"大同梦"因其内含的仁爱、平等、和谐等道德价值理想,体现出对完美人性的向往和对绝对"善"的追求,而成为人类拂之不去的梦想。中国清末民初的"强国梦"最初崇尚物质、崇拜强权,功利性压倒道义性,但在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悲剧和国内共和失败的现实面前,开始反思缺失道德价值浸染的"强国梦",重新赋予梦想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西方典型梦想"美国梦"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梦想后来日益嬗变为攫取物质财富的梦想,其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变得虚幻。以此为鉴,"中国梦"应以道德为基石,赋予丰富的道德价值,彰显道德文化气质,显示传统文明的色彩,谱写天下大同的基调,绘就和谐发展的前景。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综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虽然国内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特征、面临的挑战、构建路径、价值定位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需要国内学者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领域的研究,突破以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方法,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     

“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关于人权价值的辨析

人权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因主体的普遍性需要而产生的共同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论"错误地混淆了人权价值的普遍性与"普世性"、共性与个性、道义性与政治性、理想性与形而上学性。这就需要警惕西方某些国家打着人权旗号,在全球强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把解决国内民生问题视为实现人权价值的突破口,但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中国在实现人权价值的过程中,其话语建构需自主化、话语体系需国际化、价值理念需现实化、实现路径需时代化。这是中国政府实现人权价值的责任所在。     

对“两种置换”与改制成本的思考

国有企业改制的焦点集中于"两个置换"问题上,而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依赖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制成本就是为确保新制度顺利推进而产生的社会交易费用。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人力资源价值、人的本性、以及改制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其支出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减少交易量,损害资产经济专门化和资源的利用,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的密集度,且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使许多潜在的交易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交易,导致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因此,政府应该对其支出的流量和流向予以把握和控制,按照"支出合理,方式多样"的原则运作,推动"两种置换"的顺利完成。     

“价值时空”与人格的发展

人格的发展怎样从“有限走向无限”?怎样达到个体与“类”的整合?这是人格研究至今仍感困惑的根本问题。文章认为,“价值时空”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存在方式,具有“自为性”、“总体性”与“发展性”的特征。由于人格是人的“类性”在个体性上的体现,因而人格的本质内含着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类性”或“类价值”的普遍性。人正是在“价值时空”中获得了这个普遍性,成为能体现“类价值”的普遍性个体,从而使人格的发展从有限走向无限,从个体走向人类的整体。     

声音制作技术的现象学解读

声音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属性,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之一。声音制作技术是对声音的录制、传播过程,它的发展与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经历了从原始社会、近代乃至当代社会漫长的历史时期。技术现象学是有关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学说,运用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理论,可以把声音制作技术发展的历史分为萌芽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与后现代阶段。声音制作技术前进、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就是通过对声音的制作与传播,使意识得到了延绵,其本质是＂声音现象学＂,制作一种＂存在＂。声音制作技术还具有改变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层次哲学意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存在＂也许将成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

所谓"后人类",是当代社会人们对未来人类的一种设想,它体现了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价值观."后人类"被设想成为人体和机器、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体,它可以是机器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信息状态.本文认为,这种关于"后人类"的设想是技术"物本主义"价值观的产物,"后人类"实质上是"非人类".在未来社会,机器和电脑是不可能超过人、取代人的.     

探寻哲学中“价值问题”的求解方式

哲学不仅是一种具有价值性的人类文化样式,就哲学的理论特质而言,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关于"价值问题"的学问.从哲学历史发展形态来看,以往哲学都蕴涵着对"价值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具体说来,以对象化的方式求解"价值问题"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觉解的方式求解"价值问题";马克思哲学则以实践的方式来求解"价值问题".马克思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现对知识论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体现了人的"价值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变.     

试论古代小说的“情节三叠”

"情节三叠"是古代小说结构设置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以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三次回环为主要情节推进模式,通过逻辑关系的回环递进与不断深化,实现强烈的表达效果,使情节演变更生动,矛盾冲突更激烈,气氛渲染更浓烈,人物形象更典型,主题思想更深刻。这种方法的普遍运用,不仅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独特技法,而且还体现了小说创作的特殊规律,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论语》的“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语》关于"孝"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意识是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群体特征和人性,而又必须在群体生活中被构成的一种人类现象。孝与慈、礼、仁、忠联系密切,相互构发。依据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的见解,分析了"孝"思想对于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普世价值”视野下我国人权建设路径选择

"普世价值"从本质上讲源于人类的共同性,因而在抽象层面意义上"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而由于人类个体的特殊性,在具体层面的"普世价值"则呈现出不同特点。人权作为价值目标,在抽象层面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人权内容上则受制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社会物质基础,具有多样性。从二者关系看,人权与抽象层面的"普世价值"具有共同性,并作为后者的内核而存在。而在我国人权建设路径选择上,一方面要承认抽象层面的"普世价值"与人权的存在,并主导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应明确具体的"普世价值"与人权必须依据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坚持自己的标准与内容,在此基础上的人权建设才能既不脱离世界主流,也不脱离本国实际。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回归本义的"新闻价值"研究

新闻价值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进行理解。一个是作为选择标准的新闻价值,即新闻传播者对于新闻事实和素材进行选择和把关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可将其称为“尺度性新闻价值”;另一个层次是作为社会功能的新闻价值,也就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业对于整个人类与社会的有用性,我们称之“功能性新闻价值”。这就是新闻价值的两个所指层面。而对于这两个层次的新闻价值内涵,还要从其具体的构成要素方面进行研究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