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折衷中西思想的探索者,是一位从儒家内部出发并努力调融中西思潮的思想家。近现代中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向西方学习,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吸收、升华、再创造的发展过程。儒学也是如此,只有以儒学为主体,不断吸收并消化西方先进知识,使之成为儒学的有益补充,儒学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才能更好地的发展。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开辟了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型,是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论新儒学对农村新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向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宋明新儒学作为国民心理结构的重要奠基,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和生活。借鉴和弘扬新儒学中的＂克己复礼＂、＂格物致知＂和＂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将对现代农村和农民的道德生活、科学理性以及社会关系建设,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感悟宋画——兼论新儒学思想对宋画的影响

宋代重文轻武,尊儒重道,画学兴盛,绘画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宋代新儒学的影响,画家以“诚敬”、“格物穷理”的思维模式从事画艺,使绘画风格整体呈现写实趋势;又受儒家孔颜之乐的影响,绘画成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重要方法;还因画家满腹经纶,文化修养深厚,所以此时的绘画脱离实利,文学性大大增强。宋代绘画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魅力永恒,时至今日,仍然大放异彩,直逼灵魂。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官方哲学地位对儒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儒学长期居于官方哲学地位。官学地位制约着儒学的发展,使它变成封建社会的辩护意识;既促进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也导致其逐步僵化。儒学在失去其官方哲学地位后,至今仍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这启示我们必须对它重新研究,进行再认识。     

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有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儒学）、生活层面（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精神信仰层面（信仰儒学）。政治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信仰儒学的建构难以实行,复兴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层面的作用。从文化的延续性、儒学的超越性、实践性、包容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儒学存在复兴的契机。然而在基础改变、传续断层、多元冲击的情况下,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中,儒学的发展还是面临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儒学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的融合和发展

王阳明对儒学的融合主要是对先秦圣贤和宋明理学家的融合,王阳明对他们在心性论、境界论及工夫论等方面所含的哲理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从儒学背景探析儒学价值对创意领导力的影响

创意领导力最重要的功能是创建符合创意组织机构特点的组织文化和激发创意人员的创造力.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这一背景下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起的导向作用对创意领导力的活动过程有着重要的文化影响力.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探讨融合儒学文化的创意领导力的特点,分析儒学价值体系对创意领导力的积极影响和可能产生的阻力,从而为提升创意领导力的功能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儒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对宋明理学评价过高的倾向.宋明理学淡化乃至贬斥儒学精神中的"外王"意识,仅仅在"内圣"的基点上,片面地发展了儒学精神,由儒学的"内圣"衍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其根本性的局限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儒学南传与岭南儒学的变迁

儒学在战国时期就已传到岭南,直到汉武帝在全国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学才开始在岭南普及开来。随后,儒学的不同发展形态也先后在岭南风行起来。进入明代中叶,陈献章在岭南开创了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鼎足为三的江门学派,同时也奠定了岭学在全国的地位。儒学在岭南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巨变主要表现为：岭南文化结构上的从远儒尚朴到崇儒容外,儒家经典关注上的从《春秋》兴文到《大学》治世,儒学重构思路上的从以道释儒到以儒释新,社会价值观上的从士民二元到士民一致。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试论北周儒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各种文化及文化思潮的逐步融合。在这个时期,多种文化一直在激烈地互相碰撞着,并在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北周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思想,自然也难以规避这个文化氛围,但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者主要的政治教化和固国强民手段。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     

试论北周儒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各种文化及文化思潮的逐步融合。在这个时期，多种文化一直在激烈地互相碰撞着，并在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北周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思想，自然也难以规避这个文化氛围，但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者主要的政治教化和固国强民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