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研究的新蕊——《社会语用艺术》简评

刘凤玲、戴仲平两同志编著的《社会语用艺术》一书 ,终于面世了。这是他们积多年对社会语用探索研究的结果 ,也是我国社会语用领域又一喜人的研究成果。以往 ,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偏重于对语言本体的静态分析描写。 2 0世纪 80年代开始 ,在国外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启迪下 ,我国语言学界突破了纯语言研究的藩蓠 ,逐步重视语言应用研究 ,进入了语言学动态研究的新阶段 ,逐渐形成了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公关语言学、言语交际学、话语语言学、言语风格学、计算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分支学科 ,呈现出重视语言应用研究的大势。刘凤玲、戴仲平两同…     

论王希杰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对方法和方法论原则的高度重视，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一个特色。方光焘非常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作为方门弟子王希杰秉承这一治学传统，运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处理丰富复杂的语言学语料，建构了“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其方法论原则是：简单性原则、语言与言语区分原则、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原则、三一语言学是方法论之学。     

论现代汉语词的言语义

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自从索绪尔在本世纪初提出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以来,无论是索绪尔本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仍然把语言体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使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较长时间地停留在语言的结构体系上,忽视了对言语的研究。体现在词义研究方面,只重视对语言系统中的静态备用意义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对言语表达中的动态使用意义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言语被看作语言学的重要对象开始受到重视,语言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将语言看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对语言作抽象的、静止的研究,而要求同时联系     

试论语言风格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语言风格学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文学风格学是文艺学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本文试从言语的格调、言语的语言化、风格形成的要素、语体与文体等语言风格学研究过程中的几个实际问题切入 ,认为语言风格研究对文学风格研究具有一定的穿透力     

论语义、言语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Ｆ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中提出语言和言语两大语言学的分支 ,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这一伟大理论的提出 ,堪称现代人类语言学史上的里程碑 ,也是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为现代汉语言学家进一步研究语言和言语提供了理论基础。Ｆ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曾把自己的这一伟大的理论构建称为“第一条分叉路”。本文试就语言和言语关系的理论的基础谈语言意义 (简称语义 )、言语意义和语言环境 (简称语境 )的关系。一、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一 )…     

巴赫金言谈理论阐析

俄罗斯著名学者巴赫金针对传统语言学对于认识人类交往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提出了“超语言学”理论。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作为言语交际的语言。言谈是超语言学中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巴赫金的言谈是在语言单位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巴赫金之所以重视言语的体裁特征,乃是关注言谈社会属性的必然结果     

方兴未艾的神经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它用神经科学(主要是脑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习得、语言掌握、言语生成、言语理解的脑机制。人的大脑有一个言语中枢,主管言语活动。在神经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言语脑机制定位与否有过激烈的争论。定位派认为言语功能在脑中有特殊定位,因而就划分为布洛卡区、维     

试评国外关于语言交际能力的几种理论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兴起于60年代,它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是沟通社会关系的媒介,表明社会身份的方法,反映并影响文化的因素。它认为传统语言学只不过是对交际活动的不完整的叙述,并打破了脱离语境的话语为分析材料的旧框框,以实际运用中的活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社会语言学表明:离开对“言语” (Parole)的研究,语言学理论必然陷入抽象和空洞。社会语言学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所以,其宗旨     

略论语言的词汇和言语的词汇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重大贡献之一.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不但促进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之一,也传播到其它人文科学中去了,成为神话学、民俗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孔子的言语观及其现实意义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充分认识到言语的功能,明确提出言语运用的准则,重视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作用,形成了自己的言语观．更可贵的是,孔子将“言语”列为“四科”之一,且注重训练学生的口才。孔子的重视口语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汉日语类指的表现形式

指称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类指作为指称的一种,成为当今语言学、语言哲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类指的表现形式,语言学界众说纷纭,还没有达成统一。将类指成分纳入名词性成分的一个子系统,对类指成分在现代汉语及日语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对于类指的表现,中日语言在光杆名词、“的”字结构、“这”／“那”＋普通名词和“コソマト”体系等方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路线,从名实关系的角度指出“弑君”与“诛一夫纣”的不同,从而肯定了“诛一夫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注意到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环境能够影响人的语言,客观上触及到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言无实不祥”、“言近而指远”两大判别语言好坏的标准;并通过“知言养气”说将其语言哲学与人格修养论辩证地联接起来。质言之,孟子语言哲学所凸显的是其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及其语用学旨趣。     

朱瑞将军求学南京相关事迹辨正考评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民国杂志,考订了朱瑞就读南京中学校,发表小说《月夜》的史实,并且指出了《月夜》在反映20世纪初革命青年的思想历程、在研究党史和军史人物等方面的意义。     

论批评性语篇分析

批评性语篇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从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方法上主要采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语言是社会事实——索绪尔的命题

针对19世纪历史语言学研究存在的一些不恰当的语言观,索绪尔认识到澄清语言本质的必要性,提出了语言是社会事实这一意义深远、却未能引起同时代学者足够注意的论断。他以言语活动为出发点,抽象出与言语相对的语言,并论证了作为社会事实的语言与其他社会制度之异同。索绪尔的论述有助于限定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认清语言符号的本质,从而将语言学研究引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乾淳年间最受欢迎且成就最高的老师。当时多云从教千人，今可考者初步统计仍有219人。吕祖谦门下多出俊杰，或为政治领袖，或为学术领袖。这些门下为宋元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吕祖谦的学术对后代发挥了影响。浙东学术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独立的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时移境迁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现象发生在浙江，而不是朱熹所在的福建，或陆九渊所在的江西以及其他地区，是与吕祖谦的倡导与亲身实践分不开的。今人多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归功于朱熹而忽略吕祖谦，有些数典忘祖，这是受朱陆门户恶争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开拓、改换思路。加大对吕祖谦甚至其门生的研究，甩掉多年门户之争留下的惯性，追寻吕祖谦学术的真成就，追寻南宋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语言的焦虑——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主题新探

人们普遍认为《变形记》表现了人类的异化，但其实《变形记》还暗含有一种更深的意蕴：人类需要语言来相互沟通，而已经变成甲虫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却失落了人类的语言，无法与他人沟通，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因此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实际上还表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性和哲理意味的主题：语言的焦虑。而主人公异化为甲虫则使得读者能够转换一种新的体验角度，从而更真切地体会那种语言的焦虑及其折射出的人类的沟通困境。     

科学宗教互为表里,新说传入已为旧知——试论丁韪良在《尚贤堂（新学）月报》上的文章

戊戌变法时期,时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了《尚贤堂（新学）月报》,通过寓言和新闻报道,发表了对中国改革变法的建议,同时也向中国人介绍了一系列西方科学知识。本文通过将这些内容与丁韪良以往著作相比较,发现＂科学知识＂大部分出自于他二三十年前的出版物中,不但在知识更新上表现出滞后性,而且杂糅着宗教思想,最终这些出于宣教目的的文化和政治建议未能引起读者的关注,故而《尚贤堂（新学）月报》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影响甚微。     

车师（姑师）的语源、语义及源流考辨

车师（姑师）是汉文史籍对突厥语OБUZ（乌护,乌古斯）一词的音译,应读作gūsī／gūzī。OБUZ的本意为“初乳”,鸟孙国为其源头。该部族的得名及其狼图腾文化的形成,与汉代乌孙首领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密切相关。其后,进而演变为包含有24个部落的部族名称。其中分布在东部天山地区的8个部落后以“滑”“八滑”“滑国”“八部”或“高车”等名见诸于史籍,民众则以OБUZ的略音便译形式“滑”或“车”为姓。乌古斯属蒙古人种,是部落及人口最多的一个突厥语部族,也是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族。     

敦煌写本蒙书《孔子备问书》校正

《孔子备问书》是敦煌所出通俗类蒙书之一.根据写卷内容可知,这部蒙书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此蒙书后世不传,历代史志亦不见著录,因而更加显其珍贵.然研究者极少涉足,截至目前,唯有台湾的郑阿财先生校录过该文献.今通过复核各写卷,我们发现郑阿财先生的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通过复核P.2579、P.2581、P.2594、P.3756等写卷,对郑先生《孔子备问书》录文进行了十四则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