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关学思想史的探索与重构——评《关学学术编年》

《关学学术编年》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思想发展的编年体著作,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系统发掘关学学者,并对其思想作出较为客观定位的思想史著作。具有学术编年与思想史叙述相结合、关学学者的精选与原始文献相结合、博采众说与辨惑裁定相结合的特色。不仅填补了关学编年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关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成果。     

在还原中建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史实收录方面,《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和与科举考试、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在文献使用方面,《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力图立体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历史背景与诗歌阐释——以年谱、编年诗及本事为例

年谱、编年诗及本事等历史背案能有效帮助阐释者进行诗歌阐释。年谱提供诗人生平事迹、人生履历,诗歌创作背景和创作缘由与意旨,诗人诗风变化及其与年岁增长的关系;编年诗提供诗人思想的渊源肇始、发展变化及其情绪高涨低落的原因,诗歌艺术风格发展、演变以至老成的流变轨迹;本事提供诗歌创作的主客体缘由动因。但历史背蓄叉有可靠性、局限性与多样性等问题,阐释者必须审慎选择,钩稽同异：此外,诗歌阐释还应充分考虑诗人对历史背景的过滤变形与阐释者的生命体验等因素。     

从《括异志》看北宋价值观的演变

宋代小说能够反映出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括异志》即是如此.从《括异志》可以看出,在北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刺激下,百姓对财富的追求日益突显,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受到挑战.官方极力推崇儒家伦理道德,志怪小说成为统治阶层与下层百姓建构伦理观的桥梁.《括异志》也反映了北宋百姓宗教观的变化,宗教进一步世俗化,因果报应的志怪故事...     

元稹诗文编年新解——《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共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编年计约 2 6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笔者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列举笔者的编年新解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试论《青春之歌》与《未央歌》思想的同中之异

＂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向我们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生们富有激情的革命生活。同期在港台海外热读的《未央歌》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出抗战时期年轻学生的理想生活。两书都精彩地描绘出战火纷飞年代的别样青春。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小说的比较,探讨在不同文化影响下,青年人思想的相同与差异。     

吴伟业重要佚诗前《东皋草堂歌》考

前《东皋草堂歌》是吴伟业重要佚诗,由沈燮元获得钞本,冯其庸于上海博物馆董其昌画作上查得吴伟业题此诗之真迹,得到证实.此诗为诗家重要文献.     

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融古化欧",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诗论家。论文拟从中国文化和文学建设的视角,用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新诗格律论反观他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探讨诗歌节奏的意义,探测卞诗、卞译给我们的启示。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诗艺的讲究：卞之琳论诗断简考释

文章对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在《燕京新闻》发表过两封论诗的书简及发表的情况略作钩沉,并对书简中所谈及的卞之琳译介里尔克、霍斯曼诗作的情况略作说明,由此对卞之琳围绕刘芃如所译霍斯曼诗作的音韵问题以及另一位收信人所问及的写诗的素养等问题,就诗的音乐性及诗的格律、读诗的方法等问题所做的表述加以分析,力求揭示其讲究诗艺的艺术追求背后,试图通过译诗来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写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以格律的创建来推动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这一持久的诗学理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浅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虚实妙用

“虚实”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美学理论,“虚实”说根植于老子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技巧,“虚实”说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非常讲究“虚”与“实”的妙用,以实写虚,虚出灵韵;化虚为实,实中见虚;虚实相生,境界全出,这是中国古代诗人所追求的虚实结合的三种常见形式。     

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评《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

《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是中国古代作家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不仅填补了王维研究领域内的学术空白,深化了对王维及其诗歌艺术的研究.更以其“接受史论”的特色,在同类著作中别开生面,提升了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学术品格.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