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7～1925年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唐继尧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此对外扩张,拆孙中山的台;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流落香港,孙中山欢迎唐到广州,安抚和争取,但唐仍不买帐,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孙中山再度争取唐继尧,唐仍执迷不悟,最终为大革命风暴所推翻.     

黄兴与云南

本文通过黄兴与唐继尧、黄兴与蔡锷、黄兴与吕志伊、黄兴与李根源、黄兴与云南河口起义的关系 ,探讨了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云南民主革命产生的积极影响     

孙中山与川、滇、黔军之战

1918年3月22日,段祺瑞重新登上北京政府总理的宝座后,继续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欲对孙中山组成的广东军政府用兵,借以缓和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当时孙中山虽已成立广东军政府,但盘据两广的军阀陆荣廷,不仅拒绝任军政府元帅职,还公然主张“总统复职”,并通电全国。粤系军阀唐继尧亦挟滇、黔军自重,在他的靖国军攻占成都后,孙中山的秘书长章太炎追随唐继尧从昆明到贵州毕节,虽反复劝说,晓以大义,唐继尧仍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孙中山委任的军政府的六个部、总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都唯陆荣廷、唐继尧的马首是瞻,不敢轻易就职。这样,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大权却被桂系军阀所掌握。孙中山的军政府“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对内对外,一筹莫展。     

孙中山与唐继尧的联合和斗争

自一九一七年南京临时约法被北洋军阀蹂躏之后,孙中山为了和北洋军阀斗争,继续进行中国革命事业,曾经和西南军阀桂系陆荣延滇系唐继尧合作,进行护法运动。一九一七年,他会从上海赴广州和桂系陆荣廷合作,召集了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所解散了的日国会议员,重开国会。孙被举为大元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

1917~1918年间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唐继尧参与护法,打的旗号却是"靖国"。围绕着护法的目的,特别是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问题,孙中山与唐继尧相互发出了数十件电报,反复争论,形成一场"电报战",成为民初政坛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造成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唐继尧在云南筹办市政、改革教育、实行市乡自治、整理交通等,尝试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过渡,推动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唐继尧始终以国事为已任,活跃于国家政治及军事活动中,不自外,不自小,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与北京政府、孙中山广州政府之间合纵连横,加强了云南“边陲”与内地“中央”之间的联系与凝聚,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熊克武与建国联军川军

1923年初,孙中山先生由沪返粤,就海陆空大元帅职,第三次重建广州革命政权。在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下,在四川的国民党人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石青阳、吕超、杨维、颜德基等再度携手,共同抗拒北洋军阀。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统率四川各军与吴佩孚的北洋军及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部作战,一直打到1924年3月,讨贼军战败,被迫退出四川。天府之国重新沦入北洋军阀和四川军阀之手。1924年4月中旬,熊克武率领讨贼军由赤水退驻土城。石青阳、但懋辛等人念到四川讨贼军的生存,向熊克武提出关于川、滇、黔三省重新合作的建议,熊克武感到讨贼军撤离川境,粮饷两缺,孤立无援,困难重重,而唐继尧又曾派军援川,愿意合作,遂同意他们的意见,派石青阳、但懋辛到贵阳与唐继尧、刘显世举行会谈。唐继尧也表示愿与熊克武合作,他想借熊的讨贼军的力量阻挡盘踞四川的北洋军南下,以保滇、黔两省地盘,进而据有四     

孙中山与西南军阀

孙中山先生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时期,曾经多次对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们,抱有过不同程度的幻想。这些幻想,曾经使孙中山先生进行的民主革命斗争得到虚幻的力量;然而,每一次幻想的破灭,却又迫使孙中山先生去作沉痛的思考。一次又一次幻想的破灭,使孙中山先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先生晚年政治思想转变的契机。因而,探讨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近代政治史研究的课题之一,并且构成了评价孙中山晚年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     

勇于开拓 颇具特色——评《西南军阀史》第一卷

谢本书、冯祖贻两位同志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一卷出版了。初读这本书,即使人感到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成果,一部具有独自创见的书。简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富有开创精神。长期以来,军阀史的研究,尚未突破史话和小册子的范畴,而对西南军阀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书全面系统地对西南军阀早期的历史进行评述,达37万言,颇具规模。除《前言》外,分《清末西南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期的西南》、《西南实力派与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后的军阀割据》、《桂系和滇黔军阀扩张》、《西南军阀与第一次护法运动》、《南北军阀的勾结》、《唐继尧的“收束”和陆荣廷的“退让”》等八章。条分缕细,纲举目张,对西南军阀形成的背景及其形成的过程,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陆荣廷为首的桂系等西南军阀各派系的活动,进行述评。上起清末,下至民初1920年前后。其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西南军阀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读了这本书,对西南军阀的历史发展及其原因,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据知,《西南军阀史》全书共三卷,其二、三卷正在修订过程中,其     

论孙中山与近代福建资产阶级革命党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孙中山的不懈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形成前后,不少地方革命党派或团体在各自形成和发展的不同过程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本文以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阶段,孙中山与福建革命党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往来为线索,对孙中山与福建革命党的双边关系问题作一论述。一福建革命党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杨衢云。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近代华北妇女婚姻心态探析

近代华北妇女的婚姻心态,一方面,受近代文明的影响,要求主婚权下移,要求摆脱贞节束缚,要求一种平等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难摆脱传统的制约和羁鉡.从而,在近代文明和传统观念的争斗中,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矛盾状态.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导向及其下一步

积极树立、宣传和推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经验,对坚持这一活动的主流导向,保证这一活动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典型经验的作用．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经验与坚持这一活动主流导向的关系,努力探索、总结和树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典型经验的方法及途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加强纯洁性建设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纯洁性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加强党的思想纯洁性、组织纯洁性、作风纯洁性和反腐倡廉建设采取了积极举措。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而言,不仅要分门别类地加强党的思想纯洁性、组织纯洁性、作风纯洁性和反腐倡廉的建设,更要在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的同时,实现将从严治党、党内民主建设、群众监督与制度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始终。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