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之光:孔子儒学

儒学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与我们每人筋骨相连;现在强调传承儒学精华,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需要、民众的期盼;儒学以“以仁为本、以礼为序、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观;并追寻“以乐为美”的“乐道”人生观;儒学铸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儒学在新时期必须溶入现代,创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灵魂为特征的现代儒学;并要努力构建“民众儒学”、“实践儒学”,使其通俗化、鲜活化,与孔子进行心灵交流,净化灵魂.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举行

“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举行１月２５日，由“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召开，会期一天。会上，专家、学者对儒学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其中，涉及的论点主要有：儒学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儒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是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宗旨之一在于资助、支持以孔子文化大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经酝酿讨论,现面向全国征集有关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项目或成果,谨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参考选题 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祖国统一 儒家“德治”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家的“德治”学说与“以德治国”理论 儒学普及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 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近代以来的尊孔与“批孔”思潮 出土文献与儒学典籍研究 …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当代中国的儒学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正> 本文之所以在“儒学现代化”之前加上“当代中国”作为前置定语,是想表明:我们并不排除儒学文化传统在充分商品化(或现代化)了的文化体系中,会具有诱人的魅力.但是,在当代正在走向现代化而又尚未现代化的中国,儒学现代化必然面临比其他深受儒学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更加难以克服的困境. 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固有的儒学文化传统是一个异常坚固的“文化硬核”.这个“文化硬核”的形成,是经过了充分的宗法化和封建化的.虽然,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敢苟同于马克思·韦伯把儒学传统看作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孔孟儒学与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

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许多不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以西方管理理念为基础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架构自己的文化体系。本文认为家族企业文化建设应立足于孔孟儒学合理的思想成分基础之上并用现代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予以提升,其中的契合点即孔孟儒学“仁”和“礼”这两个思想体系。其中“仁”对应的是理念体系方面,“礼”对应的是制度体系方面。孔孟儒学对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有较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试论朱舜水关于儒学的反思

试论朱舜水关于儒学的反思江心力明末清初，流亡日本的朱舜水有感于“圣教隳废”，开始反思儒学，他追根溯源，解剖了儒学的基本原旨“仲尼之道”，突出“诚”、“敬”的地位，为儒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对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圣教隳废”——儒学反...     

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张能为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数千年。现代新儒家以“反年开新’为主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新开一路。一、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涵义“新儒家思想”、“新儒家运动”等概念，初由冯友兰提出而为贺核明确使用。什么是新儒学...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试述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质及其精神

新儒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有益因素,促使儒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思潮。它所形构的理论是与胡适等的科学主义相对应的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忧患意识”是这股思潮的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再度复兴儒学是其直接的目标。“儒家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的生命主义”、“即理性而超理性主义”是这股思潮的总特征。不过,由于新儒家人数众多,其学又各有极致,因而这些特征在不同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展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