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联系渠道

在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藏汉史料中的一些零星记载表明，当时双方间的联络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进行的，即理藩院、西宁办事大臣和陕甘总督。本文试图勾勒出它们的大致轮廓，并探讨其特点和历史作用。 一、理藩院 理藩院是清王朝设置的专门办理蒙、藏、回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理藩院的体制与吏、户、礼、兵、刑、工诸部相同，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均由满族贵族出任，另设额外侍郎一人，由蒙古贵族担任。尚书侍郎下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及理刑六司，分办有关事务。其中柔远司“掌治外札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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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赵云田点校大32开408页270千字平装定价: 21．00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ISBN7- 80057-817-8责任编辑:季垣垣本书系“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之一。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在许多方面与印本《理藩院则例》不同,属于稿案本。共8册,不分卷,通过理藩院所辖录勋司、宾客司、柔远右司、理刑司等5个司属机构的职掌,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了清政府与蒙古及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在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的各项制度。记事起于清初,止于乾隆二十二年(1755)。另外抄本《理藩院则例》对准噶尔和中原地区的互市作了简要明晰的记述,并对清代内廷教养制度形成的原因、时间、具体执行情况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均有清楚的介绍。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一般读者已经很难见到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所编《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     

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各使团路线研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使者来往的通路是很重要,而且沿途路上怎么防止对方沿途打探消息等政策。准噶尔汗国前往京城或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使者,从清朝角度来看,基本是分为南路与北路。如今清朝派往准噶尔的所使团中报告发现的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派使噶尔丹内大臣齐他特;康熙二十八年(1689)派使噶尔丹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雍正三年(1725)和雍正四年(1726)派使策妄阿喇布坦内阁学士众佛保;雍正十二年(1734)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傳鼐;乾隆二年(1737)出使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副台吉厄墨根,乾隆三年(1738)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阿克敦。     

《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

《理藩院则例》是清代众多民族法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是理藩院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编纂的。由于规模浩大,历经四载,至嘉庆二十年才刊刻告成,以满、汉、蒙古三种文字颁发。后经道光、光绪两朝续修,形成一部凡64卷、965条体系完备、内容丰富、适用范围广泛的大型综合性法规。《理藩院则例》主要规定了理藩院的机构、职掌和编制,     

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

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李建宁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立国之初，就在中央设置了一个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下设六个司，掌管民族地区的封爵、朝觐、驿站、兵事等事宜。清代的青海不仅地处“‘西陲”、“边疆”，而...     

17世纪前期喀尔喀右翼在西藏的活动

本文主要依据<五世达赖喇嘛传><清内阁蒙古堂档>等藏、蒙文史料,通过考察喀尔喀右翼的关键性人物阿海岱青和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在西藏的活动,探究17世纪前期喀尔喀右翼与西藏关系的历史原貌.指出在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部崛起之前,喀尔喀右翼在与西藏的关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一以往蒙藏关系研究中所忽视的史实,揭示了17世纪前期在西藏复杂的政局中蒙藏关系发展的另一端.     

清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法律措施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康熙帝亲赴塞北多伦诺尔(今承德北),会阅喀尔喀蒙古诸部来归附的汗王台吉,内蒙古科尔沁等部王贝勒陪阅,饮宴封赏,列队校阅,显示了北疆的安定与巩固。回京后,康熙踌躇满志地说,秦筑长城以来,历代修葺不已,难道“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大清八旗铁骑不就是越边墙“长驱直入”吗?现在“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边境自然“较长城更为巩固”。康熙还不止一次地讲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乾隆也评论前代修长城以隔绝防御的弊病,远不及清朝的“柔远”政策,“恩亦深     

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及其对青海地区的管治

自从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政府后,喀尔喀、卫拉特蒙古诸部不久也先后被招抚和征服,从而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满族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一方面运用“联姻”政策,对蒙古各部上层贵族进行拉拢,使之为其披坚执锐。“属(?)前驱”。另一方面,又在其聚居区推行“盟     

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建立盟旗制度的过程——以牧地问题为中心

众所周知,在清朝统治下,多数蒙古部落都被纳入“盟旗制”统治系统。关于这一制度的大体情况,过去已有不少论著说清楚了。但这些论著几乎都是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清代史料或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史料写成的,而且只提到构成盟旗制度的几个必要条件,却没有涉及制订盟旗制度的具体过程,甚至似乎使人觉得蒙古归顺清朝之后,盟旗制度顺利实施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么,盟旗制度果真是如此受蒙古人欢迎的统治方式吗?本文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试就喀尔喀蒙古引进盟旗制度的过程重新加以论述。根据过去的研究情况,下面首先探讨盟旗制度的梗概及其意义。     

阿尔泰乌梁海人的宗教信仰初探

“乌梁海”是古代部族名称,史籍中曾有“嗢娘改”、“斡朗改”、“兀哴孩”、“兀良合”、“兀哴罕”、“兀良哈”、“乌梁罕”、“乌浪汗”等异称。明末清初,乌梁海部分布在“蒙古诸部之北”,“业采捕,散处山林,而受役属于喀尔喀、准噶尔诸大部”。至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内属,“其所属之乌梁海等亦皆归顺”。乾隆年间,准噶尔所属之乌梁海归顺,“乌梁海遂全归版籍矣”。之后,乌梁海部一分为三:一为唐努乌梁海;二为     

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

本文探讨了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问题 ,指出 :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后 ,加强了和中央各机构的联系 ,多次对蒙古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 ,推动了蒙古地区新政的开展 ,特别是在维系蒙古王公和清朝中央政府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 ,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尔泰办事大臣和内蒙古地区一些州县的设立 ,对蒙古地区开展新政以及防止沙俄入侵起了积极作用。     

宗喀巴传论

一宗喀巴(Tsong-kha-pa,一三五七——一四一九),本名罗桑札巴(Blo-bzang grags-pa),出生于今青海西宁塔尔寺所在地。西宁一带,藏人自古称为宗喀(tsong-kna),故又称宗喀巴。父名鲁布木格(Klu-'bumdge),元末官达鲁花赤(da-ra-kha-che即蒙文da-rugaěi的音译),属藏族内之默(mal-gyi rigs)族。兄弟六人,身居第四,七岁在甲琼寺(bya-khyong dgon-pa)出家,从噶丹派大喇嘛顿珠仁钦(Don-grub rin-chen,     

江乐金石窟

这座新近发现的石窟位于西藏阿里札达县喀泽布林乡喀泽沟尾,在此植被簇拥、环境优美,曾有一座寺庙,已毁。这座石窟内的壁画虽风吹日晒有所毁坏,然基本完整,其色调、绘画风格、颜料及内容都独具特色,是喀泽壁画中的又一亮点,颇具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在此刊登,供从事西藏西部阿里壁画艺术和藏传佛教各教派从前、后藏向阿里传播史研究者参考和探讨。     

松筠及其《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诗述评

松筠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位有成就的蒙古族学者、诗人。生于一七五四年,卒于一八三五年。字湘浦,蒙古玛拉特氏,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一年由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式.历任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理藩尚书等多种职务,并先后出任驻藏办事大臣、伊犁将军(1800)、绥远城将军、两广总督.乌里雅苏台将军(1823)等。他在担当边疆要职期间,熟悉边庭事务,“施惠贫农,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清史稿卷242》),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多所贡献。特别是他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充驻藏大臣,抚番多     

一代宗师 百世楷模——章嘉若必多吉生平述略

被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身为乾隆朝国师的章嘉若必多吉在清王朝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过程中扮演了突出的历史角色,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但是一位佛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翻译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现对章嘉若必多吉的政教活动及历史功绩做一简要评介,请方家不吝赐教。 章嘉若必多吉又名章嘉意希丹贝准美,藏历第十二饶迥的火鸡年(公元1717年)正月十五日诞生于甘肃凉州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位咒师家庭中,父名祁家仓巴古日丹增,母名布吉。1719年由却藏活罗桑丹贝坚赞和嘉木样活佛协贝多杰经过考验被确认为二世章嘉阿旺罗桑曲丹的转世灵童,上报清廷承认。“当时,一个蒙古王公家出生的孩童也被宣称是二世章嘉的转世,清廷大臣也大多倾向于那个王公,上奏皇上的事因而遭到理藩院的阻止。二世土观活佛对理藩院的大臣说:‘多康出生的那个孩童与安多卫藏的贤士大德和护法神降示的悬记正相符合,而且灵童也识别出了前辈的遗物,是前辈章嘉的无可否认的转世。另一个幼童未经任何程序辨认,如果你们不按例奏报皇上,那我只好在觐见皇上时面陈此事。为了我的上师,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三世的转世及乾隆帝对喀尔喀的政策

自16世纪以后,黄教在喀尔喀蒙古广泛传播,至17世纪中叶,由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在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家中转生,黄教在喀尔喀蒙古民众中拥有了难以消除的精神影响力。唯其如此,在喀尔喀与卫拉特抗争、噶尔丹入侵喀尔喀以及喀尔喀归顺清朝等一系列动荡的历史条件下,这位呼图克图在喀尔喀蒙古的强有力世俗君主土谢图汗家中的转世,致使他的宗教权威更转化成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而清朝在政治上也采取了对呼图克图的各     

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会盟的召集人及地点

本文探讨了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两部会盟的召集人、地点和目的等问题,指出,<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序文、<咱雅班第达传>和清代档案史籍提供的信息证明,喀尔喀部扎萨克图汗召集了这次会盟,会盟是在其领地内举行的,主要目的是抵御来自清的军事威胁.     

清初“启心郎”官制初探

一 “启心郎”是清初分设在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宗人府九个衙门的重要官职。这一独特官职不仅在历代官制中少见,而且也为有清各朝所不取。因此,探讨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生、作用和消失,将对全面了解清初政治有所裨益。     

清代蒙古的三位咱雅班第达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介绍清代卫拉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及内蒙古地区的3位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各世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关咱雅班第达的相关问题.     

试论卫拉特法典

一六四○年九月初,在巴图尔珲台吉和扎萨克图汗的共同努力下,厄鲁特、喀尔喀各部封建主会盟于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据统计,共有三个胡图克图(一说四个)和二十七位首领(一说二十六位)出席。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也率其子书库尔岱青等,风尘仆仆地从万里之外赶来参加。会上,组成了更广泛的同盟,并制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