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幸福感看民族融合——基于CGSS数据的研究

民族幸福水平反映了不同民族对社会转型和民族政策的客观态度。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至2010年的数据,利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计量模型,探讨我国近十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变化趋势及其现状。研究发现,我国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壮族、满族多数人民都自感幸福,自感幸福的人双倍增加,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良好的民族融合趋势。维吾尔族、回族人民的幸福程度显著地高于汉族,壮族人民的幸福程度略低于汉族。年龄、就业、婚姻、教育、养老保险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和经济变量,在解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差异上起着不同作用。     

维吾尔族和汉族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学习—再认范式,考察了维汉大学生面孔识别的跨民族效应特点.结果发现,与汉族几乎无接触的维吾尔族表现出了显著的跨种族效应,且民族特征对维吾尔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维吾尔族几乎无接触的汉族同等对待本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未表现出跨种族效应;维吾尔族和汉族在面孔识别中普遍表现出了对男性面孔的偏好.     

西部回、苗、蒙、维族民众对西部大开发关注程度的调查

采用自编的<西部大开发社会焦点问题的社会认知>问卷,对回、苗、蒙、维等各民族以及汉族共3 456名民众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各族民众对西部大开发都高度关注,但各民族关注的具体焦点有所差异: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上,回族关注程度显著高于苗族和蒙古族,苗族的关注程度显著低于汉族;在民族交往中的冲突问题上,回族和维吾尔族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汉族、苗族、蒙古族和其余民族;回族和蒙族对民工权益保护的关注程度显著低于汉族、苗族和其余民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对腐败问题的关注显著低于汉族和其余民族.     

维吾尔、蒙古族大学生双语态度的比较研究

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大学生是我国西部两个非常重要的双语群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不受到来自地方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作者曾假设:由于存在民族文化的差异,来自两个不同民族的两组被试在双语态度方面可能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研究结果否定了假设。     

管理控制偏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研究——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为例

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和多宗教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控制偏好,但是,多民族之间的融合又会形成管理控制偏好的相互渗透。本文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为对象,研究这四个民族的管理控制偏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根据1347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各民族内部的管理控制偏好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各民族之间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个发现告诉我们,在管理实践中要重视这种差异的存在,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差异。     

藏族、维吾尔族非言语交际特点的对比研究

对不同民族的非言语交际进行对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对藏族、维吾尔族的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认为,藏、维两个民族在非言语交际方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藏、维两个民族非言语交际的不同反映出他们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     

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比较研究

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使用目的性和手段性职业价值观问卷对427名汉族大学生和415名蒙古族大学生进行调查,比较了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差异。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在轻松稳定和薪酬声望2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蒙古族大学生对这两个因子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民族与性别、专业、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因此,民族地区高校要根据不同民族大学生的职业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择业心理指导。     

试论维吾尔族与回族的文化交流——基于历史、语言、饮食的视角

维吾尔族与回族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回族和维吾尔族作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在不同的时空地理环境中,生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但在文化上有着众多共同之处。从历史到现今,回族与维吾尔族在饮食、服饰、习俗等方面的频繁交流,使两民族在社会生活等方面有和谐相处的基础。     

维、汉若干民俗事象类比研究

我国各兄弟民族由于经济生产、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某些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如果把维吾尔族民俗文化和汉族民俗文化加以比较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它们有趣的相互交融之处。     

维吾尔族和汉族学生对汉语普通话元音的感知

本文对维吾尔族(简称维族)和汉族学生分别进行了汉语7个普通话元音的感知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在感知汉族发音人的7个元音时,维族学生在准确率及反应时间上显著低于汉族学生。对较低水平的维族学生而言,高水平维族学生的准确率以及反应速度有很大提高,但在/Z,i,[/这3个元音的感知上高水平维族学生依然存在困难。在对维族发音人7个汉语普通话元音的感知实验中,维族学生的准确率要高于汉族学生。本研究表明,维汉两种语言元音特征的不同使得维族学生的母语元音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汉语元音的感知。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

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是中华民族吉祥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有许多共有的吉祥物。汉族一些吉祥图案 ,受到许多少数民族喜爱 ,一些少数民族吉祥图案 ,也被汉族吸收。汉族和少数民族吉祥物既有同一性 ,也有差异性。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吉祥物 ,是本民族象征文化的集中体现 ,展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少数民族吉祥物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一项有意义的课题。     

新疆维汉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评析——评戈登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领域的民族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范式．即以美国学者戈登所提出的变量和命题为框架来展现国内的民族关系。但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将它用于描述我国新疆维汉关系现状时的片面性。     

论锡伯族文化选择的历史轨迹

锡伯族的文化选择是个历史的过程。锡伯族先祖带着东胡系鲜卑文化一路南迁,先后与契丹、女真、蒙古等进行了文化交流。在清代处于满通古斯文化系统。之后又与俄罗斯、维吾尔、哈萨克文化接触。清末民初迎来了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历史性阶段。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略论广西汉壮人口比例的变化与趋势

先秦以前,广西境内为壮族先民所居住。秦汉以后,汉族才逐渐迁入,并于明清以后在人口规模上超过壮族,形成了广西汉壮民族融合的独特形态。历史上汉壮人口比例(相对规模)的变化是影响广西汉壮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民族支源戎狄论

戎、狄与华夏民族,及至与汉民族一直有着深远的族源关系。自黄帝至春秋战国,乃至魏晋南北朝,戎、狄各氏族、部落以及族群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汉民族的体系之中。但并不是全部戎、狄都被征服,或融合、或同化于华夏民族的。有部分戎、狄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逐步发展为另外的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戎、狄族群集团是汉民族的支源。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研究,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展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     

汉民族支源戎狄论

戎、狄与华夏民族,及至与汉民族一直有着深远的族源关系。自黄帝至春秋战国,乃至魏晋南北朝,戎、狄各氏族、部落以及族群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汉民族的体系之中。但并不是全部戎、狄都被征服,或融合、或同化于华夏民族的。有部分戎、狄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逐步发展为另外的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戎、狄族群集团是汉民族的支源。     

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

回鹘是敦煌历史上比较重要而富有影响的古代民族之一。他们在这里有过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活动,并在这里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举其要者主要有敦煌石窟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献、回鹘文木活字、回鹘人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开凿的佛教石窟和游人香客于石窟壁面上题写的回鹘文题记。这些对研究古代回鹘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证明,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化是包括回鹘人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 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 ,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 ,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 ,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 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 ,使国家转危为安。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 ,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 ,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 ,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 ,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