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茗山纪功之碑”考论

“红巾之乱”再次把安丙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安丙平定这次溃军叛乱是其一生中的重大功劳之一。“茗山纪功之碑”是有关这一事变的唯一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安丙具有特殊价值     

漫议“八王之乱”和“名”与“实”

“八王之乱”一词 ,行用虽久 ,而理据不足。近代以还 ,诸多史家有心巧作弥缝 ,终究名难孚实     

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简析八王之乱的原因

史学界通常认为,西晋“八王之乱”是因晋武帝实行分封制所致,此说欠妥.分封制只是导致这场皇族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前后十六年战乱的诸因素之一,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战乱的根源在于晋武帝没有选好接班人,晋惠帝的昏愚无能,是导致“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     

“会kuài稽”不是“会huì稽”

还是《汉武大帝》,是楚七国之乱时,说道一个地名“会稽郡”,剧中人将它读作了“会huì稽郡”,这样读也是错误的.《辞源》和《古代汉语词典》对此的注音和注释都是一致的.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陈与义心态探微

陈与义的心态以靖康之乱为自然分界线。前期生活在个人的生活圈内，为个人仕途的沉浮而悲喜；后期忧时悲世的同时，也有对清闲自由生活的倾慕和向往。     

三藩之乱时西线清军作战的再思考

三藩之乱时期,王辅臣投降后,收复汉中、兴安是西线清军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清军统帅图海曾两次上疏康熙并进京密陈,提出进兵汉中、兴安的计划,但均被康熙否决.图海进兵计划之所以被否决,主要是康熙推行以湖广为重的战略.但是,这种战略也最终导致西线战事长期拖延.当康熙决定推行三路围剿云南的作战计划,要求西线清军进兵汉中、兴安时,遭到将领孙思克、张勇的反对.孙思克、张勇出于对冬季进兵的担忧以及蒙古威胁的考虑,反对进兵,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康熙所批评的“消极进兵”.     

论改土归流的复杂因素——以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改土归流为例

改土归流应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作为社会治理措施之一来认识。基于对鲁魁山自然人文的考察,结合档案文献,梳理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之间的关系。鲁魁山区域作为明末清初期间长期动乱的区域,康熙中期的招抚未解决鲁魁山之乱。雍正初年在高其倬的主导下决定根绝鲁魁山之乱。鲁魁山之乱的残余势力进入滇西南土司区域,使高其倬决定对威远州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作为鲁魁山之乱善后措施提出的,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区域。     

浅谈诸弟之乱对辽皇位继承制度的影响

诸弟之乱是契丹向国家转型时期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光影响了当时的政局，也对辽皇位继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在晋武帝死前,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外戚、宗王和门阀。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皇帝,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事件的发生,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汉梁国与七国之乱的平定

公元前154年，因汉景帝实行削藩，导致七国反叛。梁作为藩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乃汉之东部屏障。加之梁孝王刘武忠于中央政府，足智多谋，广济贤才能将，力抵叛军，终使吴楚叛军不能越梁而西进，保证了汉军在战略全局上的主动，从而最终赢得七国之乱的平定。     

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的契丹“营州之乱”,不仅让武周政权在军事上付出惨重代价,而且还引发一系列边境问题。然更为重要的是它迫使武则天在立嗣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由支持武氏转为支持李氏,为后来李氏重掌大唐政权奠定了基础。     

先秦名实之乱的文化根源

先秦名实之乱的根源在于礼乐文化本身,它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特点已经潜伏了名实分离的可能.礼坏乐崩和名实之乱都是礼乐文化在解体过程中的表现.名与实没有彻底分离,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痼疾.     

确定性的寻求——周公平管蔡之乱的观念背景

管蔡之乱是西周初的一件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此事件起因，诸家各有不同说法。但究其因，此事件背后乃是源于制度混乱。此事件，正是发生在由“民神杂揉”至“绝地天通”观念转折之时，此时观念上寻求一形上确定性成为自觉。周公平定管蔡之乱也必然的体现了此观念的变化。     

营州叛党的东逃与大祚荣东逃建国

营州东逃叛党是以靺鞨为主体,在营州之乱期间,自营州出发,转战新城、辽东城和磨米城,退守到辽东东部,成为唐朝东北的边患。大祚荣集团与乞四比羽集团组成的靺鞨集团也是营州叛党,在营州之乱期间,从营州东逃,割据高句丽故地,公然与唐朝对抗。两者实际同为一个事件。乞四比羽集团在靺鞨集团中处于主导地位,割据中心在桂娄故地,大祚荣集团的割据中心在太子河上游。天门岭之战后,大祚荣建立震国,桂娄故地成为新的统治中心。     

创伤记忆与庚信后期的创作

庾信一生曾经历两次大的灾难,侯景之乱与江陵之祸,这成了庾信一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创伤记忆,也是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主题.创伤记忆造成了他认知上的异常与敏感,使他的创作张力始终保持不衰,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动力所在.     

孝武帝出镇皇子府佐安排对刘宋后期政治的影响

刘宋孝武帝刘骏为出镇幼子挑选的府佐,主要来自自己的“代党”。在孝武朝三次大的战争中,这些人或为刘骏浴血奋战,或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刘骏的立场,与孝武帝有着十分密切的故旧私恩关系。也正是利用这种密切关系,邓琬以报答孝武帝为由策划了子勋之乱。不同于邓琬为谋求私利,薛安都、崔道固、萧惠开和沈文秀拥护子勋,确实更多出自报答孝武帝恩遇的目的。孝武帝生前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在他突然去世后,造成了中央的权力真空,导致权力分裂与斗争升级。刘宋后期皇室内部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是孝武帝专制统治的政治遗产。     

“建中之乱”始末与德宗朝初年若干藩镇问题

唐德宗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发动了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旨在扫平割据藩镇的军事行动,前后绵延七年之久,涉及唐朝东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诸多藩镇,导致了两次叛乱性质的兵变和皇帝的两次出奔,史称"建中之乱",亦称"四镇之乱"。"建中之乱"历来被描述成为一场一无所获的冒进军事行动,其实不然。本文将叙述这场武装冲突的始末,探讨其如何促使唐中央政府和原先割据的河朔三镇重新进行力量对比,并且附带性地促使皇家嫡系部队神策军的崛起及解决唐王朝的痼疾朔方军问题,重新形成安史之乱之后四方藩镇相互制衡、藩镇林立而中央政府屹立不倒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