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两宋常平仓研究

宋初,常平仓作为政府至关重要的国家粮食储备机构,在平抑粮价、赈灾救荒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后,又在熙宁变法中,实际上承担了政府推行青苗法的主要工作,并与政局变动相沉浮,屡有变化,成为两宋国家粮食经济管理的最重要制度。本文在细致钩辑传世文献、广泛采撷新出文献的基础上,试从其建置沿革、职事功能、积弊贻害等方面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冀将两宋常平仓的基本面貌复原清楚,为学界进一步探究两宋粮食储备规范和管理制度等问题提供参考。     

浅论清代陕甘地区仓储制度及其流变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总结时期，其赈灾救荒形式呈多样化、社会化的趋势。清代陕甘地区的仓储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运作机制。它最大的特点是社仓由政府出资设立并经营管理的，其他的社会救助形式大多处于初创阶段，许多运作方法效法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救助功能相对有限，但这也反映了陕甘地区在这一时期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相适应。     

清朝至民国时期米禁与商品经济关系探析

米禁是一项重要的赈务辅助措施。清、民国时期十分盛行。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赈灾救灾不无裨益,另一方面有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负面作用较大。同时部分人反思米禁,形成了以经济方式救荒的思想,受历史环境的局限,这一先进的救荒思想很少付于实践。     

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 ,可分为三类 :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 ,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 ,南宋以后渐趋减少 ;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 ,南宋以后一直沿用 ,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 ;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 ,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 ,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 ,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 ,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民国华洋义赈会河南灾赈述略

民国时期 ,河南灾荒严重 ,在政府救荒不力的情况下 ,“义赈”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不仅国内的慈善人士积极参与 ,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力量也加入了赈灾的行列。华洋义赈会在河南组织了多次灾救活动 ,它先进的救灾理念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如造林、建桥、修路等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的生活环境 ,对政府救荒确实起到了襄助的作用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展示了清代两湖平原地区社仓建设的基本情况,这一过程带有明显的时段性。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体现了赈灾功能的强弱。     

宋代士大夫的饥荒对策刍议

宋太祖提出荒年募兵的政策,以消除流民可能的动乱隐患。此一设想被富弼较好地落实,并与其它措施一起成为很多士大夫推崇的赈灾典范。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却因其带来冗兵冗费和劳动力减少而加以反对,但他们未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推行以工代赈的救荒政策,而且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方式,由此发展了生产,同时也起到了避免动乱的政治效果。苏轼兄弟在几种救荒方式间依违不定,程颢曾参与以工代赈行动,朱熹则多次呼吁以这种可持续的方式赈灾。宋太祖钦定和宋神宗正式诏令的赈济方式,均产生很大争议,说明士大夫对"祖宗家法"与国家法令的态度并非严遵谨守,而是力争为我所用。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南朝地方官吏对开发江南地区的贡献

南朝时期是江南经济进一步开发和发展时期,南朝地方官吏在江南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辟农田、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设立学校、教化民众,促进社会进步;安置流民、安抚少数民族,维护地方政权的稳定;依法执政、恩威并济,维护地方治安;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提高防灾救荒能力;赈灾救荒,稳定小农经济;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百姓。这不仅为后代树立了“循吏”、“良吏”的楷模,而且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和犀重的历史积淀。     

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

明代徽州的官府和宗族组织在自然灾害背景下发挥出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其防灾和救灾措施主要有储粮备荒、蠲税减租、赈济饥民、掩骼埋胔、通商平粜、医疗救助、兴修水利等。     

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研究

新四军所在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救荒的措施,如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赈济灾民、发放贷款、提倡互助、减免税收、扑灭蝗虫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的特点是：政府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重视工作效率与工程质量,鼓励生产自救。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政策的推行,保证了根据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改善了灾区群众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巩固了根据地政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生态文明视角下干旱区城市建设：理念与重点

生态城市是一种城市发展理念。干旱区生态城市的提出与实践,既是干旱区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也是生态城市理念在特定地域的实践,有助于生态城市从理论走向实践。文章阐述了干旱区生态城市的内涵与特征、建设理念及建设重点,以期引导干旱区城市建设走向更加健康之路。     

地震灾后重建绩效测量——以汶川、玉树、芦山地震为例

灾后重建是保障地震灾区群众重归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工作,那么如何测量灾后重建绩效,哪些因素会影响灾后重建绩效?文章回顾了灾后重建绩效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认为效果和效率是灾后重建绩效的两大方面,以"消除灾害影响并恢复到灾前水平所用的时间"作为衡量灾后重建绩效的标准,能够反映灾后重建的效果和效率,具有可行性。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灾后重建绩效的分析框架和测量方法,并选择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作为案例,对三次地震灾区的重建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简要分析了绩效差异原因。结果表明,三次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如期完成了灾后重建目标任务,但因存在灾害程度不同、对口支援质量不同等原因,三次地震灾后重建绩效存在一定差异。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生员赈济之查报、发放,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有别。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饥荒期间,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捏报、虚开贫生户数、口数、多领赈票,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闹赈等现象的发生,表明不少生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否定的逻辑:汶川地震灾区民众的 情感认知冲突及其转换

我们在汶川地震灾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人的话语表达充满了思维逻辑上的冲突,而此种冲突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认知失调＂现象又折射出了其背后潜在的＂矛盾情感＂问题,体现了人类认知潜能中＂否定的逻辑＂之规律。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情感与认知＂磨合＂后,当地人逐渐借助某种适应性转换的机制恢复到相对平静的认知状态,但是这种转变是一种同时蕴含着延续与革新两个方面要素的开放性恢复,它印证了灾区社会重建过程中深远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略论北宋前期循吏的积极作用及其原由

北宋前期的循吏,大多政绩出色,在发展农业、稳定治安、防灾赈灾、改善风俗、出使邻邦诸多方面颇有作为,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提倡与选拔,也与士大夫自身的修养有关。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1935年的汉江特大洪灾及其善后

1935年,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地区田舍为墟,人畜漂没,灾情之严重,较之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湖北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再遭重创.在当年全国被灾县市、被灾面积、灾民人数、财产损失的各项统计中,湖北均名列首位;而在湖北52个被灾县市中,损失最为惨重者,又大多出自汉江流域,其创重巨深可见一斑.大水过后,汉江治理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拨出巨款,对汉江沿岸重要堤防加以修复,著名的钟祥遥堤始得兴建.工商界人士亦在赈灾及灾后重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