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加剧 ,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由原来“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积极扶植日本复兴” ,而 1947— 1948年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冷战与美国对日主导思想的变化、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美国国内因素等三方面因素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它确立了美日冷战盟友关系 ,对美、日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内战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1964年英镑危机与威尔逊政府的对美经济政策

1964年英国发生了严重的英镑危机,刚上台的英国首相威尔逊采取了新的对美经济政策。其政策核心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汇市。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违反了市场规律,未能达到遏制英镑贬值的效果,反而恶化了英国经济。由于这些政策影响了美元的稳定,迫使美国采取了帮助英镑稳定的政策。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外交

美苏冷战对峙中，亚洲作为欧洲之外美国遏制苏联的又一前沿阵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等多种原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而该时期东亚的日本经济已经复兴，出现了对美离心倾向；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善同东亚大国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实施了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洲政策基调的均势外交。本文着重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东亚外交的必要性、东亚外交的实施、影响及其评价。     

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散论

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是以对苏联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形态的认识和美国力量有限观念、传统均势外交为基础的,追求在苏联毗邻地区确定以后苏联不得逾越的界限。凯南看重政治、经济手段的作用,但决不排斥军事手段。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属于两种不同的遏制战略论的范畴。凯南与杜鲁门主义在将“遏制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指导原则,强调经济复兴援助的作用,美国海外义务的不可分割性诸问题上又有共识。在美国遏制战略思想发展史上,凯南关于东南亚在美国亚洲政策中地位的见解,与迪安·艾奇逊提出的“烂苹果论”,同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源头。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影响,最深远的乃是开启了美国在东南亚热战的帷幕     

1949-1954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

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是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顺利实施 ,美国对中国的南方门户———香港也实行了严厉的贸易管制 ,企图控制这条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 194 9— 1954年间 ,受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变化的影响 ,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经历了由削弱其转运作用到对其实行许可证管制的发展过程。这种演变表明 ,新中国成立后 ,香港已成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东北亚包括了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带和西北太平洋。从近代史拉开帷幕起,其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在这一地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角逐。本文试就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进行若干分析,并对此政策在近期内的可能走向作出一些探索。(一) 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对苏遏制战略的最终形成。这种遏制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加以实现,而欧洲和东北亚则是美国进行对苏军事遏制的两个主要场所。在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逐渐呈现出下述特征: (1) 积极发展与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这种三边战略合作是以美国作为领袖,以美日同盟作为支柱。它不仅有助于阻止苏联的影响和势力在东北亚的扩大,而且有助于加强美国在这一地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看美日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

作为美日在远东地区政治经济交汇点的东南亚地区 ,从“经济奇迹”到“金融危机” ,与美日等大国在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战略不无关系。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有其既得利益 ,同时也对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在东南亚危机中不负责任的态度 ,加强了东南亚国家对其已有的不信任感。危机的发生为美国在该地区施加更大的政治经济影响提供了条件。因此 ,美日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重新整合     

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新变化与中国外交

东北亚国际格局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多边协调机制的发展正预示着政治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但是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形势相对平稳的背后,依旧呈现出流动化的特征,蕴含着重大战略变化的可能。日本和韩国在外交与安全战略上的调整,客观上削弱了中国的战略环境基础,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被压缩。中国需要有心态上的调整和可行的预警方案,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与对应体制。     

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菅直人内阁秉承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亚洲国家展开日本外交。其中,亚洲外交与政策成为菅直人内阁外交中最重要的课题。对美关系基本上属于依赖与维持型的关系;而同亚洲的关系则属于增长型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新内容且更加充满活力。菅直人内阁重视对亚洲、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越来越起到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中日撞船事件中的错误对策却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菅直人内阁也重视韩国、东盟和印度等。借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以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来拉近日韩两国的关系。     

奥巴马总统对日政策研究

奥巴马总统是在美国深陷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亚洲政策调整以及美国推行巧实力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制定出美国的对日政策,奥巴马总统的对日政策体现在政治上加强和深化美日同盟,经济上美日大力合作共同对付经济危机,军事上虽然出现裂痕但是并未影响到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最后文章阐述了美国对日政策对亚洲和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是基于全球称霸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中心,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的连续推动下,由一系列美国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体系构建而成。它的外延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台湾和菲律宾,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它的内涵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包括军事防御、政治安全和经济遏制三个方面。     

论近代日本的悲剧藏相——井上准之助

井上准之助成为藏相后,为扭转日本长期经济萧条的现状,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以金解禁政策为核心的财政紧缩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时与席卷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重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最后只能以失败收场。这不仅是井上准之助的个人悲剧,也成为整个日本国家悲剧的开始。     

朝核危机的“非零和”博弈

在国际政治领域,朝核危机已由美朝之间的较量发展为攸关地区各国安危、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变化的多边博弈。朝鲜的筹码主要是核武器,以及周边各国谋求和平与稳定的愿望。美国的筹码主要是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突破朝核危机囚徒困境的重要途径是让朝鲜融入世界,使其成为正常国家。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促使朝鲜改变安全观念,美国放弃对朝鲜的遏制政策,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共同寻求达成一项美朝和平协定与朝鲜放弃核武器平行挂钩和违约必究的方案,以此换取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     

后冷战时代中日关于朝鲜半岛安全政策的比较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作为冷战两极对峙的产物--朝鲜半岛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中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两个重要国家,从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出发,不断调整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安全政策,对半岛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时期加强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安全政策上的分析,对两国在半岛的战略价值定义、统一问题、安全体制模式上的比较,寻找中日两国的利益汇同点,加强政治互信与合作,对于实现半岛和平统一以及建立东北亚安全体制有着积极的意义.     

1971年南亚危机与苏联的政策与反应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苏联的危机政策有一个显著的转化过程:由危机初期对东巴独立运动抱以同情态度,但又小心谨慎地避免直接介入逐渐转变为直接介入,与印度结盟并支持印度军事手段解决东巴问题。促成这种政策转变的直接动因在于美苏中三大国围绕次大陆危局展开的权势角逐与战略竞争,其中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