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群体。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文化内化不深、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因此,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有其主客观的原因,最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为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积极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教育与培训、加强和改善城市建设,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相应对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防控与善治,当前尤其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调查——基于2012年河南省4市的数据

基于2012年河南省4市的调研数据,文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文化程度高、精神享受高、维权意识高、工资低等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主要存在期望工资偏高、劳动关系和谐度低、参与就业培训积极性不足等问题.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尝试推行政府、企业、工人、社会组织的四方联动机制,构建合理的培训体系及规范从业标准是应对上述问题的主要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教育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教育培训存在机制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内容不切实际、培训方式缺乏灵活性、对培训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出加快教育培训法制化进程,多方位筹措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加强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育培训内容和培训手段等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程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以合肥为例

为了更好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程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以合肥为例,调查了合肥市大型、中型和小型（微）企业共30家,采用回归分析法进行了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技能培训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鼓励农村基础教育体制机制创新、重视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调整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岗培训等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及《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对4-6年级的290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行测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弹性整体水平不高,心理弹性与心理症状（MTH总分）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因素在心理健康中所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支持及人际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

由于所接受的农村母语教育是一种弱势的母语教育,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也没有母语教育的应然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语言态度与使用问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弱、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及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缺失的状况。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因此,应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举行诸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培训辅导,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以语言交际力和阅读习惯培养为中心的母语补偿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个体差异研究——基于1613个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1613个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总体上偏低,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外出务工时间和不同政府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且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随之提高;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无显著的个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高等教育回报率测算及比较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实证分析

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提升其群体平均收入以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深远意义。本研究以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与拓展后的明瑟方程，探究高等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增收的效度。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带来的收入回报率为42%~54%；目前，由于诸多因素，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回报率比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目前仅指高等职业专科)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高22%~28%。因此，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关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工程之一，须优化制度设计，贯通其学历提升通道；深化产教协作，夯实其人才培养质量；改善其从学、就业环境，构建灵活有效的技术技能支持体系，推动形成“国家推动、社会欢迎、个人积极”的“新生代农民工上大学”热潮。     

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对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个人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企业培训、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培训,企业培训次之,个人培训最差;人力资本在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现状及差异——以制造业为例

使用心理资本量表PCQ-24对苏州、连云港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对522份有效问卷分析,获得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的总体状况,分析了自信、希望、韧性、乐观等心理资本维度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技术等级、休息制度、企业性质和用工性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提出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关注女性群体和离异者;转变管理理念,加强培训开发与薪酬管理;科学运用PCI模型,把乐观提升放在首位等改善该群体心理资本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