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居民认同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

现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政府以及多元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过程,是社区本来应有的特征通过重建得以完善的过程.社区建设的宗旨是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之同的交往和互助交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居民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缺乏、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居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同题.这就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区建设格局,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理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愿者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形成共同治理的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多中心治理: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新范式

城市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条件,传统由政府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偏好,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了通过变革政府职能、创建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等措施,规避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构建一条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路径。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样本研究

本文追踪近年来北京、南京等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种模式样本,分析其打破"居民委员会社区"的主导模式,拓展居民自治空间,建立街道级社区,压缩政府层级,精简政府机构,优化人员组成,整合社区资源的意义。它们预示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刻变动与发展方向。     

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以及"单位制社会"的解体,社区建设开始逐步展开.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是政府改革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果,但它仅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与职能的重新分配,只有行政性没有社会性,并未改变"政社不分"这一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该体制已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必须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及发展走向

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从过去的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到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最后发展到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政府支持的社区治理模式。为了有效实现社区治理,要加强社区法律制度建设;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职能,拓展社区自治空间;积极培育第三部门(NGO);推进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培养居民的社区理念;从系统观上理解和实践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各项配套改革措施。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应着力推动政府转型,开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局面;探索建立层级简明、职能清晰、运行高效的城市管理服务最基层组织运行新体制;创新建设民主自治特点鲜明的新社区等方面破题,最终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结构新体制。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探讨

在当前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探讨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围绕政府权力、社会资源介入等外向力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然而,城市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盘活社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它能够在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行动中将其组织成员的身份、关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等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并推动城市社区实现可持续的良性治理。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找回居民”：专家介入与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再造

知识精英以多种不同形式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僚知识体系的固化、基层运作机制的碎片化与行动者(居民)参与的乏力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共同造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专家学者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找回居民",推动以居民参与和社区协商的方式回应居民需求,进而实现城市基层运作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一大新动向。专家学者以居民需求与基层治理为导向,基于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有效地实现了社区行动者参与、基层运作机制和基层官僚知识体系的重构,进而形塑了一种新型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     

城市社区“微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以成都市成华区为例

在社会不断转型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都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一系列精致的管理程序来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理念,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引进专业队伍来达到规范操作、系统管理、技术服务等标准。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依靠资源统筹联动化以及信息支撑现代化等途径来实现。此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需要调整社会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居民的主体地位。新形势下从城市社区"微治理"着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专业社会组织队伍,政府提供制度政策支持,对社区以及居民进行赋权等,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指向。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