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征博引 深究本质——读李华瑞著《宋夏关系史》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党项羌以刻苦耐劳而著称于世。西夏如以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公元１０３８年）起到末主李力屈投降蒙古成吉思汗（公元１２２７年）止,历时１９０年。如果按《宋史·夏国传》所载“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     

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毗连的广大西北地区,散居着许多党项人和吐蕃人,及其它族属不甚清楚的熟户和生户。宋人在习惯上把这些少数民族统称为蕃部。利用或依靠蕃部来经制西夏,或者说“联蕃制夏”,是北宋在对夏战争中采用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李华瑞在《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发表如题文章,对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仁宗时制定联蕃制夏政策是北宋对夏作战屡遭败绩,军事形势日趋严峻的局面下产生的。而宋真宗以来对西北诸蕃     

党项人方位概念的文化内涵

作者在总结党项人关于“东”“西”“南”“北”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党项人的方位概念实际上是由四个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即中华民族文化共有的成分、党项文化特有的成分、汉文化的成分和阿尔泰文化的成分。并进一步透析了党项文化与汉文化、阿尔泰文化在河西地区的交融     

"中国"称谓的起源

本文以确凿史料证明 ,“中国”在西周时已具有国家名称性质 ,并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逻辑推理证明“中国”称谓起于夏代。还分析春秋战国时“中国”一词的多种意义都是“中国”在西周时取得的国名意义的继续和变化 ,从而揭示出先秦时“中国”词义的变化轨迹 :从原始社会末期“中国”一词产生 ,经过“城邑”、“京师” ,至复发展为国名 ;夏、商、周皆称“中国” ;春秋时“中国”初指东周 ,后指“攘夷联盟” ,由此派生出“礼乐文化”和“中原”的意义 ,至春秋末演变为时人的“统一理想” ;战国时人确认“中国”为“九州” ,为秦汉统一中国奠定了观念基础。     

突厥和党项关系略考

6世纪,突厥人和党项就有来往;7世纪中期灵夏地区的突厥和党项出现融合趋势,最终突厥似乎被党项族体所包容。突厥和党项近3个世纪的关系,其特点是和平、融合占据着主流,竞争、斗争并不明显。这个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突厥部族在唐朝征服的迁徙政策下变得支离破碎,没有力量构成对新兴党项的挑战。突厥带给党项最大的影响恐怕是在文化上。在突厥文化的熏染下,原居于草地和山谷中间的党项逐渐地拥有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开放性格。     

木汗可汗南征吐谷浑——《突厥语词典》史诗考实之一

《突厥语词典》维文译本第一册第403—404页,载有一首诗,我根据诗的大意把它译成了汉文:“为了击败唐古特的军队,在严寒的深夜发起突袭;他们将马匹和妇女献出,忧心忡忡地把头低。”诗中所说的“唐古特”(Tangut),即指古代西北民族之一的党项羌。党项羌的部族极多,主要有宕羌和白兰羌两种。宕羌居住在临洮以西、柴达木盆地、四川西北部,白     

宋夏对立与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

河西、陇右唐时没入吐蕃。居住在河西、陇右的吐蕃人,自晚唐吐蕃王朝衰落后,仍留原地,同当地的汉、党项、回鹘、吐谷浑人杂居。是所谓“河湟之地”原来就是“夷夏杂居”的地方,但已处在分散混乱状态,种族分散,各有首领,“无复统一”。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几百年,直到蒙古大汗入主中原,才告结束。 宋夏对峙下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北宋、西夏与吐蕃唃厮啰(合并了回鹘、西凉)政权的三角关系:宋保守、夏扩张、唃厮啰依违其间,形成宋夏争取吐蕃的局面。     

中国人为什么称外国人为“鬼子”?

郭双林先生在《中州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发表的《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一文中提到，１８７１年５月，当一位法国人问随崇厚出使法国的张德彝，为什么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鬼子时，他竟回答说，此乃汉代西域古国“龟兹”国名的误读。实际上“龟兹”应该读作“秋慈”，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以讹传讹，才将“龟兹”二字读成“归滋”。换言之，“鬼子”不过是西方人或远方人的代名词而已。 张德彝是在蒙骗外国人。其实，中国人称外国人为“鬼子”古已有之，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在甲骨文中“人”字写作①，或把头部夸大…     

从西夏的独立看宋朝的民族政策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党项族又称党项羌,据《旧唐书》所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①。析支,即今青海河曲一带;宕昌,即今甘肃宕昌;邓至,即今四川南平地区。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开始强盛起来。由此看来党项族的发祥地应在今甘肃、青海、四川接界地区。西夏人自己写的宫廷诗《夏圣根赞歌》的前三句与上述记载相符,汉译如下: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之本质——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第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真相》,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是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     

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本文所讲的西北地区,系指北宋政和元年所划分的政区永兴军路、秦凤路和河东路西北部及西夏全境。它在祖国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北宋和西夏为争夺这一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宋史·夏国传》载道:“党项、吐蕃、角厮罗、董毡、瞎征诸部,夏国兵力之所以争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间获其助焉。”然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迄今多限于局部问题的讨论,尚无专文作通观性的考察,故本文试作探讨,略陈管见。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 --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发展儒学与推广“蕃书”两个方面。重视儒学是党项人为了吸纳各地贤才、培养高素质官员而采取的重要教育措施,创制和推行“蕃书”是西夏政权为适应河西走廊局部统一、创造党项民族自己的文明、追求政权独立的又一重要教育措施。河西走廊在儒学和“蕃书”两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西夏时期的河西走廊并非是“龙荒沙漠”的“不毛之地”,同时也说明,宋夏时期甘肃地区的教育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     

“西夏人”及其姓氏——读史杂谈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所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立国以前,党项族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载入隋、唐、宋、辽各代汉文史籍中,党项人的概念很明确。立国以后,自号“大夏”,因其位于宋、辽之西,史称“西夏”,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西夏人”(或称“夏人”)一词。当其王朝存在期间,“西夏人”理应泛指其境内各族人,不必限于党项族,常八斤便是一个很好的例     

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视域下的“震旦”意蕴再造与词语流行

清中期以来“震旦”一词逐渐走出佛典,先被西北史地学人用作国名别称,后被晚清趋新人士用作国名代称。民国以后,“震旦”被广泛用作企业商标、机构名称、书报刊名和个人名号,成为时代流行热词。“震旦”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既有其传统词义“衣冠文物之国”“东方日出之地”极具正面色彩的内在原因,也有章太炎、王拱璧等人积极提倡的外在原因,更是其“中华复兴曙光”时代新义与国民心理契合的时代选择。中国社会各界以“旭日”“醒狮”“雄鸡”等图像元素描绘“震旦”,寄托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盼;中国地质学人发起以“震旦系”为旗帜的学术救国运动,为新兴的中国地质学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总的来看,“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参与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

契丹境内,诸族混杂,东北、西北、西南三边所存之民族问题极令人头痛,而党项问题亦是一个迄未解决的难题。由于《辽史》记载缺略,契丹境内党项部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尚无法知其底蕴。本文主要意图即想搞清党项部落在契丹境内的分布,并对史料中记载较为混乱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一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最早提出了唐古即党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明代白莲教与漠北边事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中的所谓“制度性宗教”,自宋以后．便失去了往日之辉煌,而渐渐地步人了“衰微”之途。但是,此种“衰微”仅仅是其不断社会化之表像而已,其直接结果,便是众多之“新兴宗教”的产生。这些“新兴宗教”,大多采取秘密和半公开的形式,而受到朝廷和“正统宗教”之打压和排斥,始终都未能取得合法之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为某些反叛组织所利用而被朝廷屡屡禁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正统宗教”视为“异端”而加以沮咒和排斥,白莲教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