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河歌与京族情歌审美风格的比较分析

将侗族河歌与京族情歌从审美风格角度进行差异比较研究,指出其不同之处在于受稻作文化滋养的侗族性格充满柔性、气质温和。于是,河歌具有浓郁的楚骚色彩,富于忧愁忧思、含蓄的柔婉情调,抒情性浓郁;受海洋文化影响的京族情歌抒发的情感则热情奔放,境界开阔,京族情歌因此显得情绪明朗、刚健雄浑,有励志功效,具有刚柔相济的和谐美。比较侗族河歌与京族情歌审美风格整体差异,揭示出民歌与一个民族所处环境、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侗族多元文化浅析

侗族是华夏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她是以团结、智慧、美德、乐歌、款约为方圆,与自然和谐而共生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民族.历史悠久的侗族人分布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4省区的38个县区内,侗族人口有28万多人,信仰多元神,例如佛教、道教、土地神、树神、火神、水神、山神、萨神等.     

浅析侗族习惯法的特点

侗族习惯法过去一直被侗族人民视为金科玉律,其自萌芽形成以来,存续至今,历经几千年的传承、积淀,蕴藏有太多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维系侗族的生存、发展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与自己社会组织制度相适应的鲜明特点。     

侗族传统社会关系形态浅析

侗族传统社会是一个准公民社会,这是侗族社会关系形态的典型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定国籍,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人。在公民社会,人们尽管为生存和发展从事不同的职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存在着差别,但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贵族社会和精英社会或等级社会所不可比拟的。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承的,是近现代才出现的社会关系形态。　　当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侗族传统社会关系形态后,发现古老而闭塞的侗族社会关系形态的典型特征与现代公民社…     

论侗族礼俗的和谐意义

侗族的礼俗对塑造侗家人真诚纯朴、热情好客的品格,对维系侗族社会和谐,发扬侗族礼俗文化,稳定地发展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侗族礼俗背后所具有的和谐意义,有助于人们认知、理解和诠释侗族的民族文化历史,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也可以充分让世人认识侗人的真实面貌.     

侗族首领杨再思

从前,靖州飞山脚下的东南方,有一个大寨,寨上住着三百三十三户人家,种着三千三百三十三担山坡地。这里粮食富足,尤其是这里的山林中生产木耳,是难得的山珍,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实在安乐。不料有一年,皇帝派来了一个县官,叫杜长南。他脖子生得又粗又短,脑壳又尖,心肠狠毒,一肚子坏水。他一上任,就派人到各寨,贴出了一张张告示,派捐派款。这天,又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道:“皇帝要木耳,每户一百斤;哪家没有交,就用人耳顶。”天啦!这怎么得了!每户要交一百斤木耳,全寨每年最多也只能收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全都交了,也还差得远。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     

侗族大歌的艺术特色

侗族大歌不仅是侗族音乐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踏进侗乡,你就到了侗族大歌的故乡。一、侗族大歌的种类大歌,侗族叫“嘎老”或“嘎玛”。“嘎”即汉语的“歌”,“老”和“玛”在侗语里是同义语,即汉语里的“大”的意思“。嘎老”直译为汉语就是“歌大”,但按汉语习惯说     

侗族亲属称谓与婚姻制度研究

摩尔根早在100多年前对亲属称谓制度进行研究时发现,亲属制度伴随着人类集群生活的开始而产生,它是具有血缘亲属系统和婚姻亲属之间称谓的一种社会规范。侗族亲属称谓制度有着特殊的社会基础和网络座标,它不单是一种口头的亲属关系的称呼,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现象。人类社会集团中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制度文化,都可以从其亲属称谓制度中探究出来。     

侗族习惯法在当今侗族地区的调适研究——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为例

侗族习惯法作为一种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继续影响着侗寨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虽然侗族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之间在定罪和刑罚上的差异导致两者之间存在现实冲突,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为维护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自治地方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具有立法变通权,"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为侗族习惯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为侗族习惯法提供了理论空间,刑事和解制度在侗族地区运用为侗族习惯法提供了实践机遇。     

皇都:侗乡欢乐和谐的梦想家园

正从通道县城往南,沿坪坦河逆流而上,走10公里后,前面的一座大山让清清的河水转了一个大弯。当汽车慢慢爬到山顶时,眼前霍然开朗——山的那边,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皇都侗寨就完整地呈现在眼前。皇都是通道县的一个纯侗族村寨,由头寨、尾寨、盘寨、新寨4寨组成,总人口2373人,其根据4条龙脉的走向形成独特的居住环境。皇都侗文化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民俗独具特色,语言、建筑、服饰、节     

多维视野中的壮侗民族建筑文化

以干栏式民居、鼓楼、风雨桥等建筑为代表的物质性文化,以营造技术、装饰工艺、居住方式为载体的行为性文化和以建筑仪式、居住信仰、习俗及审美情趣等观念性文化构成的建筑文化体系,是壮侗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地制宜、富于创造、不断积累而形成的,是壮侗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壮侗民族的智慧与创造精神,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本文以多维的视野,对壮侗民族建筑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进行揭示。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别使用了OLS方法和分位回归技术,考察了1995—2007年间中国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并将之与汉族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政策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相互叠加,是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少数民族的地位并没有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与汉族相同,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分位点提高而逐渐减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收益率越低。     

北宋神哲时期对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

宋神宗、哲宗时期.随着熙宁、绍圣的开边拓土,蕃汉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土地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归附区社会稳定等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保障西北边疆政策的顺利贯彻,政府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西北蕃部的治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西北蕃部各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于处理西北边地各族矛盾和纠纷、打击西北缘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西北蕃部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开放度的现状分析及提升对策

我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的开放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提升开放度的核心思路就是提高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规划性、层次性及政策性。     

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与民族认同——以凉山彝族(诺苏)为个案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企业家阶层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是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减小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尽管家支在新企业的起步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已渐渐成为企业的一种负担.二是企业家在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界线的划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认同是一种个体和集体的过程,因而只有在与其他群体(汉族)进行交互作用时,企业家阶层才能对认同产生影响.当企业家之间以及其他彝族人之间存在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时,诺苏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就将得到发展,以期通过企业家和经济发展成就在国家内部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