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佺与万历丁酉科举案关系考论

晚明诗坛著名诗人曹学佺因卷入万历丁酉科举案而仕途受挫,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曹学佺坐丁酉科举案被贬谪一事,《万历野获编》等文献著录时有牴牾,通过考察曹学佺与丁酉科举案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考辨丁酉科举案相关事件及文献的真伪情实,试图再现晚明士人生存状态之一隅。     

“海瑞杀女”与“百度百科”

近日修订旧稿《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想用传说中的“海瑞杀女”为《孟子》书里的“男女授受不亲”（《离娄上》7·17）做个注脚,于是上网检索。百度百科有“海瑞杀女”的专门词条,其中说道：“记载海瑞逼死女儿此事的有3本书,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后人沈振辑《野获编外补遗》、周亮工《书影》。”这种叙述对吗？径直往学校图书馆,逐一复核后,觉得有些话值得说说。明清之际有个不太有名的学者叫姚士麟（生卒年不详）,通称姚士粦,又称姚叔祥,著有《见只编》三卷。     

《金瓶梅》抄引他书琐述

通读《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可以发现有些地方是从他书抄来的,在引入本书时,仅仅作了一些加工改作,便成为全书的组成部分。鲁迅先生根据《万历野获编》曾推断早先可能有一个庚戌年(1610)初刻本,则此与现存最早的丁巳年续刻本相距仅七年,当与原稿比较接近。试援例略加排比,以供窥察它的成书的过程。     

《儒林外史》中鲁小姐之人物原型考

《儒林外史》中许多文学人物是有原型可考的。作为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女八股迷鲁小姐,尽管以前不曾有人考证出她的人物原型,但她同样是有原型可考的。她的人物原型就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妇人能时艺”条中的“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鲁小姐的塑造,只不过是将历史上“能时艺”的“妇人”转化成了文学形象。     

《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

《玉娇丽(李)》的猜想《金瓶梅》最早的续书《玉娇丽(李)》,今已伕,见于较早的记载是:①谢肇淛《金瓶梅跋》;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③张誉(冯梦龙?)《三遂年妖传叙》;④清初宋起凤《稗说》。这些资料为学术界所习见,为讨论方便,谨录如下。《金瓶梅跋》(《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 《金瓶梅》一书,……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     

董汉儒等是河南人

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的历史人物传记译注《刘瑾 魏忠贤》第47页注释⑥说:“董汉儒,开州(今四川开县)人,万历进士。居官正直,以母伤归。由于曾开罪魏忠贤,故不再召用。”与此稍前,《四川部分名人著述简介》(四川人民出版总     

《四库全书总目》补证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卓氏藻林提要》曰:明卓明卿撰,明卿字征甫,钱塘人。万历中由国子监生官光禄寺署正。是编采撷类书,分门辑录,颇有简择,而取材未富。谈迁《枣林艺篑》谓是吴兴王氏之本,明卿窃取之。考明卿尝攘张之象《唐诗类苑》刊行,则是说似亦有据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3页)     

《促织》与《帝京景物略》

《聊斋志异》中《促织》的创作,除受到广为人知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吕毖《明小史》中两则记载的影响外,与刊刻于明末的《帝京景物略》也颇有关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蒲松龄在其任塾师的淄川显宦华家得观《帝京景物略》,对该书记事状物的文学手法十分称赏,并选编了其中的部分篇章。将《促织》与《帝京景物略》中涉及蟋蟀的内容加以对照则发现,二者在捕捉地点、捕捉者、捕捉及畜养的工具与方法、蟋蟀品种、斗虫之法等诸多方面的记述有相合之处,而且有些原话也被照抄。毫无疑问,小说《促织》是参考《帝京景物略》的有关内容创作而成的。     

汤显祖《紫钗记》成年考

一、从《紫钗记题辞》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汤显祖《紫钗记》写定于何时,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该剧的主旨以及对该剧的评价。汤氏《紫钗记题辞》称:“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徐朔方先生据此断定《紫钗记》写定于南京;又排比汤显祖从万历十二年八月任职南京至万历十九年六月以言事谪官去其间历年情况,断定《紫钗记》写定于万历十五年前后。可是就在《紫钗记题辞》中还有一节文字:“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帅郎即帅机,万历二十、二十一年曾病,二十二年秋复病,引疾自兔归,逝世于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九紫即谢廷谅,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南刑部。粤祥即曾如海,万历二十年举进士,二十二年官福建同安知     

《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

现藏于天津图书馆的《万历起居注》一书,共有９函。但最初它并非一书,而是三部书。其１至７函共５０册,是明人抄写而成的一部《万历起居注》,其记事时间范围大体为万历二年至四十三年,中间有若干残缺,此书可简称为天津明抄本《万历起居注》;其第８函共１册,是民国...     

柳宗元诗文用韵

一、引言《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共收柳宗元诗歌162首.《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重印本)、《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所收诗歌尽同于《全唐诗》.本文诗歌用韵即根据这三种本子进行整理,韵文用韵则根据后两种本子。韵依《广韵》。     

《明史·后妃传》中成祖妃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标点本《明史》卷一百十三《后妃一》记载:“恭献贤妃权氏,朝鲜人,永乐时,朝鲜贡女充掖庭,妃与焉。姿质秾粹,善吹玉箫,帝爱怜之,七年封贤妃,命其父永均为光禄卿。明年十月侍帝北征,凯还。薨于临城,葬峄县。”许多明代的史书、笔记都沿袭此说,记载雷同。如明史料收集最丰富的《万历野获篇》、专门记述明代后妃的清人毛奇龄的《彤史拾遗记》都是认为权永均是权贤妃之父。     

由地方志所见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

从中国16世纪到17世纪前半期编纂的地方志“风俗”项中,时常可以看到编者们基于敏锐的危机意识,所叙述的有南及北全国范围内各种各样社会关系中的秩序变动,而且是剧烈变动的事实。笔者曾经于1978年的论文中论述过这一问题(1)。也就是,注意到作为地方志编者的各地士大夫阶层在“风俗”项的记载中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深刻认识,将这种记载设定为“社会关系中的秩序”的概念,尝试着进行分析。所使用的地方志中,南方的有万历24年(1596)刊行的浙江嘉兴府《秀水县志》,万历 29年(1601)刊行的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志》,万历33年(1605)刊行的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志》,万历 40年(1612)刊行的福建《泉州府志》,万历44年(1616)刊行的福建《福宁州志》。北方的则有嘉靖36年(1557)刊行的陕西《庆阳府志》,万历18年(1590)刊、天启元年(1621)补刊的陕西西安府《渭南县志》,万历27年(1599)刊行的山西大同府《应州志》、万历32年(1604)刊行的山西太原府《榆次县志》和万历47年(1609)刊行的山东滨州直隶州《(?)化县志》等等(2)。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评荣新江《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

<正>敦煌和西域是荣新江先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他不断推出文书资料的整理辑录著作,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就是最新的一部。此前荣新江先生还主编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李肖、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08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与王振芬、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20年)、《龟兹石窟题记》(与赵莉合编,中西书局,2020年)、《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与史睿合编,中华书局,2021年)。     

《野获编》所记《金瓶梅》事辨误

<正> 沈德符(宇景倩,1578—164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     

憨山德清注《庄》時间相关问题再论--兼与王红蕾博士商榷

憨山德清是明末四大龙象之一,其《庄子内篇注》在晚明佛教史、思想史及庄学史上均有重要影响。有人认为《庄子内篇注》成书于万历二十六年之后,这个时间是不正确的,该书应是万历十九年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重述。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徐士范本《西厢记》的出目

徐士范本《西厢记》,全名为《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从卷首程巨源所著《崔氏春秋序》题署的“万历上章执徐之岁”的时间来看,可知它刊刻于万历庚辰即万历八年(1580)。此书不分本,直接分为二十出,每出有四字标目。这是现存《西厢记》众多版本中最早有出     

袁崇焕籍贯考辨

(一) 《明史·袁祟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袁崇焕传》的《校勘记》注云: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已末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据广西《平南县志》载,袁崇焕为平南人。由上,袁崇焕籍贯的说法有三:其一为广东东莞县,其二为广西藤县,其三为广西平南县。袁崇焕在明季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因后金反间、阉党诬陷、崇祯昏庸,含冤被磔死。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有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