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皋陶研究

皋陶，亦作陶或咎，或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路史·后记》），相传是我国古代刑法的创立者和声名卓著的法官。他的事迹零星地见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和《史记》等较早的史书，《离骚》、《说文》和诸子等书中也可见到片断记载。相传他断狱公平，执法公正，又被后人视为狱神。伪古文《尚书》说他主张“镇刑”、“轻刑”，希望“无刑”（《大禹谟》）。从东汉开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再次提高，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类并提，列为古十二圣之一（见《论衡·骨相篇》）。魏晋以降，氏族谱煤之风…     

《皋陶谟》论礼

《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备述礼治思想的篇章。皋陶是尧舜时代的"大法官",他提出的礼治思想被传统儒家视为万世宪章。《皋陶谟》的历史地位曾经因为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备受忽视。但是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路,就《皋陶谟》的历史意义而言,该篇虽然没有对礼法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它对于天人上下与典礼服刑的阐释,对后世礼法传统具有典范意义。皋陶公私统一的礼法思想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礼法传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法官,皋陶对中道德行的强调说明,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在根本精神上可以相得益彰。     

九方皋:戎狄之伯乐

《列子·说符》伯乐所荐,不辨牝牡骊黄而善识千里马者曰九方皋,近人徐悲鸿有《九方皋相马》图之栩栩如生。案:此我国北方少数族擅长骑射之戎狄集团之“伯乐”也。盖秦近我地,缪公得聘而问焉。《吕氏春秋·观表》《淮南子·道应》作九方堙。《庄子·徐无鬼》亦有之,但谓善相人。九方为复姓,《通志·氏族略》收于“以地为氏”项。盖九方地名,即鬼方也。《礼·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九国即鬼     

从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尚书》中神权政治的嬗变

《尚书》是我国最为古老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记载了华夏民族刚跨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军国大事,而以典谟训诰誓词和命词的形式保存下来,流传开去。这也就是后来历史学家所称的“典谟训诰之文”了。《尚书》中的“典”,本为典册之意,但这里却包含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意思,如《尧典》,就是一篇记载尧、舜言论和事迹的重要著作,无怪后人将其奉为“经典”了。而所谓“谟”,就是谋,是指谋略、谋划、谋议,象《皋陶谟》的内容就是舜、禹和皋陶之间的政治谋议与对话。无论是“典”还是“谟”,在《尚书》中…     

陶渊明“伟大的诗人”说之主倡——魏正申研陶的学术贡献

魏正申是一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学者，陶学界领异标新的旗手。笔者研读其六部专著及魏氏为其他陶学家专著撰写的“序”文和专题评论，见其反复主倡“伟大的诗人”价值说不绝于文。形成以“伟大的诗人”论陶评陶的主流和强音。谨摘魏氏专著“前言”、“内容提要”及专著中含伟大的诗人赞语的页次如下：     

论虞代文明——再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

新出土古文献再次证明,先秦两汉文献所载五帝时代实行的禅让制有其一定的历史依据。上博简《容成氏》中有关"有虞迵"的考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虞代新世系。相关竹简的编联证明,"有虞迵"一世出现在唐尧一世之前,原来是先由东夷部落集团的"有虞迵"禅让给华夏部族集团的唐尧,然后才由唐尧传给虞舜,因此,所谓"唐虞"实际应是"虞唐"。虞迵、唐尧、虞舜、夏禹、皋陶、伯益之间的民主禅让,构成了整个虞代文明。虞代包括唐尧夏禹中原各族世系,而东夷各族世系是其主体。有虞族史诗、颂诗《韶(鼗)》乐的形成、流传及其在虞代文明中所发挥的宗教政治作用,正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苏过斜川之志的文化阐释

斜川是陶渊明隐居处的一个地名，陶５０岁作《游斜川》诗并序。苏过终生学 陶，特于５０岁那年将自己卜居之地“名之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本文对其“斜川之 志”进行历史、哲学、文化的阐释，指出其基本内涵是：自然的心态．自由的精神，独立 自足的文化品格。它近承苏拭，远绍庄、陶等一切自由土人，深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 而广大的风神韵致。因此，作为文化符号的“斜川之志，既可铨释宋代文化、文人中一种 颇为普遍的自由生命意识和艺术哲学，又可说明中国古代士人自由文化传统的递嬗沿革。     

张问陶诗作的文化先导意义

张问陶诗以其情真事切被时人传颂。其写景诗、抒志诗、赠酬诗中 ,时时表现出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境 ,从而反映着那个政治桎梏时代的进步士子的共同心态 ,成为传统的入世文化与出世文化矛盾对立的历史缩影。联系清代学术研究思潮观照这一问题 ,可见张问陶的诗作 ,正是嘉庆以降“求实”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且具有文化先导的时代进步意义     

汩罗忠魂与栗里遗风——论屈、陶人格、行为及文化效应

屈原与陶渊明这两位先贤,一个做为入世者的典型,一个做为出世者的楷模,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儒道两大传统文化,从而成为具有深刻内在矛盾的两种人格标本,对后世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导者”的自持与“陇亩民”的自丧:屈、陶人格本质论届、陶的人格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被逐渐标本化。对此,人们感受到的一直是两个具有独立、完美的人格形象,但在极力追求这两种人格的自身趋同中却忽略了对其本质     

中国首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人一向以炎黄子孙自称,历史上的炎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萌芽开创时期,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黄帝,作为传说英雄,在古文献中有许多记载,而且还在民间广为流传。北方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北、河南等省都有关于黄帝的文物古迹。而浙江缙云则是南方长江流域有关黄帝传说最悠久、最丰富、最有影响的地区,是我国南方黄帝文化的辐射中心。《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杜预注：“黄帝,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     

论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的研究总是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就十分需要形成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认识。文化与历史有意识地思考和研究自身的历史,是人类的特点。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关注,直到上个世纪以前,都未明确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说文》解,“历”是过去的意思;“史”是记事的意思,“史”中所记,主要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只是由于这些成文史留传下来了,在后人看来,所记的是过去的事,才将其称为“历史”。希腊语中的“历史”一词,本来是指通过调查访问目击者而记录所发生的事情。欧洲中世纪的“编年史”,记录的也是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赋     

白居易皋亭庙祈雨与中古江南区域社会史的展开

白居易皋亭庙祈雨的个案，揭示以信仰为媒介，江南地方家族、地方官府与区域社会之间互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一幅生动的中古时代江南区域社会史图景。陈氏家族是自东晋以来，钱塘、盐官、海盐诸县的富庶家族，支配着上塘河、临平湖的水利资源，他们通过建立皋亭神祠，利用佛教与祠神双重信仰，提升与巩固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增强家族凝聚力，并保障家族的经济利益。白居易到任杭州后，基于当地区域治理需求，通过在皋亭庙实施祈雨仪式，搭建地方官府与地方家族之间利益关系的桥梁，从而顺利实现利用上塘河水灌溉两岸田地，以及在上塘河水位不足的情况下，决临平湖以灌注官河的区域治理设想。在以信仰为纽带的区域社会中，地方长官为的是实现短期治理目标，地方家族则希望获得长期经济利益，正是在官民两种愿望共同驱动下，不仅使双方的合作成为可能，而且不断推进区域社会向前发展。     

略述大钦茂及其统治下的渤海

大钦茂是我国唐代渤海政权十五世王中的第三代王。尽管古文献中对大钦茂的政绩,仅作了只言片语地记载,但从大钦茂执政期间渤海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中,仍可看到大钦茂在渤海历史中的承先启后作用。对大钦茂统治时期渤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加以研究,也会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海东盛国”的出现,亦属历史发展之必然。     

中国古代刑法渊源

中国古代刑法始于何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古代刑法始于尧舜部落联盟时代,而不是夏代。它源于氏族成员之间的纷争和部落之间的战争,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其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敬请同志们教正。“皋陶作刑”说能成立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学者把“法律起源     

上古时称大采、小采命名之义初探

殷卜辞中使用过的时间术语-大采、小采,大约在战国末至汉代以前失传了。因此,后人长期不得其解,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鉴于古文献中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十分稀罕,本文首先通过逐一考察自古及今有关的各种解说,梳理出问题之脉络与症结;进而,运用文化语言学的阐释方法,对诸如本义采摘、采集的“采”为何被用作了时间术语?大采、小采相对时序位置后面蕴藏着什么样的自然背景和人文习俗等问题逐层予以探索和考证,初步揭示了大采、小采作为时称的“命名之义”。     

评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

法国著名学者雷蒙德·阿朗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说过:后人论史得力于“后知之明”。意思是说,后人可以根据已知之“果”,推见未现之“因”。但是,“后见之明”也往往容易被后来累积的成见或偏见所蒙蔽或歪曲,以致不能准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果从近代中国革命的视角来观察戊戌政变后的康有为,他既是思想上的异端(维新对革命),又是政治上的敌人(立宪对共和),自然会产生“反动”的结论。     

杨廷理流放新疆期间的思想和活动

杨廷理是柳州著名的历史人物,清乾隆嘉庆两朝开发建设台湾的功臣,至今在台湾仍受后人的奉祀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主要根据新出版的杨氏诗文,论述杨廷理在嘉庆初年被革职流放的原由、经历以及在新疆六年期间的思想和活动.     

论春秋时期"烝"婚制的合"礼"性

中华文明到春秋时期已演化了三千年左右,其间的婚姻制度一定经历了逐步的演化过程,只是没有文字记载,后人无法了解其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罢了。后人在训释《左传》中包括“烝”婚制等一些古代名物制度文化现象时,难免会感到困惑。春秋时期“烝”婚现象在后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于后人据当时的伦理观来审视和评价此现象。文章主要利用《左传》中自身的、其他一些史料来论证“烝”婚制在春秋时代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