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韵读》通韵合韵说部分用例商榷

王力先生在<诗经韵读>一书中用通韵或合韵来解释<诗经>中异韵部字的押韵现象.其中,多数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有些用例,可以不作为通韵或舍韵的韵脚来处理,或者看成是交韵,因而可以不看作是通韵或合韵;也有些用例,可以根拓其在<诗经>中总的押韵情况进行重新归部,就会形成同韵部的字押韵,而不是异韵部的字押韵,因而不必用通韵或合韵来解释.这样处理以后,<诗经>中通韵和合韵的用例就会减少很多,从而可能更符合<诗经>押韵的实际情况.     

《诗经》燕饮诗与周人的生命意识（上）——《诗经》燕饮诗研究之五

<诗经>燕饮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生命意识觉醒后的周人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本文先探讨其中的两个方面.首先,周人对饮食水平、居住条件有了较高的要求.再者,周人执著地追求福寿禄、富贵乐.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周代人君的领导艺术——《诗经》燕饮诗研究之四

<诗经>燕饮诗生动地展现了周代人君的领导艺术: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柔远人、怀诸侯.其基本原则就是,以人为本,营建庞大的人力资源网络,依靠其合力来治理国家.此种领导艺术泽及后世,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诗经>所倡导的君臣观,正是孔子君臣观的来源.此种君臣观与韩非、董氏的君臣观有着本质区别.二者的分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班簋》铭文新释

该文在前辈学者对<班簋>考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铭文的语言学审视,综合运用偏旁分析法、二重证据法和语法规则,发现"(钅正戈)人"即<诗经·小雅·采芑>"钲人伐鼓"之钲人,并结合训诂资料及<周礼·地官·鼓人>所记"鼓人"职责,探得"钲人"是在将帅指令下通过击打钲鼓向军队传递行止命令的官吏;"遣"是个表示"施""舍"义的动词;通过<班簋>铭文、周人观念、<诗经>原文和孟子解诗的比较,求得"天畏否畀屯陟"中的"天畏"是一个定语后置式的名词短语;通过"天畏否畀屯陟"与<周书·多方>"惟天不畀纯"对勘,从语境与行文的角度,证成<班簋>铭"天畏否畀屯陟"之"否"当读为"丕"、训为大;"惟乍昭考爽谥曰大政"意为以被称为执政大臣的英明父亲为榜样.     

点击篇目 叩问《诗经》

从分析<诗经>的篇目入手,通过详细数据,指出古人拟题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以<诗经>自身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经>是一部平常的诗歌选集,是"诗"而不是"经".我们应以平常的心态待<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读<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解<诗经>.     

马端临《文献通考》“诗序”观考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论<诗经>,但在<诗经>研究上独树一帜,不为时代风气所左右.马端临认为<诗序>的作者,既非孔子、子夏,亦非卫宏、国史,盖非一人之言.<诗序>的出现乃是或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在尊序废序问题上,马端临力主尊序,反对欧阳修、朱熹以来废序的做法,认为<诗序>对于<诗经>来说,不可或缺.     

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兴体之原始关联

本文从曾侯乙墓鸳鸯盒乐舞图入手,分析上古时代的乐奏形态.从乐官装扮、造型及音声模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图腾艺术的本质特点,即艺术仿生性.作为<诗经>艺术手段的"兴"实际来源于上古乐官文化的兴祭仪式,通过交响性质的"大合乐"召唤神灵、营造神人以和的氛围.随着兴祭原始宗教色彩的淡去,凝固为<周礼>所说的"乐语"和<诗经>的表现手法.     

“正歌”“无算乐”的正变与《诗经》的编订

礼书中记录的诗名与今本<诗经>不少对不上号,<肆夏>等组诗<诗经>也未收录.礼经中<大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涉及正歌和无算乐,四礼都是合乐性质,由享礼、燕礼、陔礼构成.具体地说,飨礼从升歌奏乐开始,然后是燕礼,最后奏<陔>为终礼,表示警示与送别.燕礼又分为规定爵与无算爵,至卒爵以后才是无算乐.<仪礼>产生于战国时期,正歌和无算乐的仪注叙述的文献根据来源为大雅的<既醉>和<行苇>.由这些记录我们知道,诗礼乐在两周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调整,最后形成现在的<诗经>.正歌和无算乐之说是后人解读之语,二者本随时调整正变,类似于正乐和散乐转换,具有动态特征,而这正是<诗经>编定前的形成与转型的不二法则.     

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

萧统具有重视文学教化功能的正统文学思想;基于其正统的文学思想,他的文体流变论对<诗经>表现出极大的尊敬,认为赋源于<诗经>,后世的赋其实就是<诗经>的变体;他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比刘勰更为合理,对应用文体的分类则详细而又适中.他的这种文学观是对当时文坛浮华繁缛文风弊端的有力矫正.     

毛泽东与《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

先秦时期,以苗族先民为主体的楚人极为重视服饰之美,其服装丰富多彩,美妙绝伦,“楚冠”素为世人所重,独具特色,被称为“南冠”。《国语·鲁语下》说:“楚公子甚美”。韦昭注:“美,谓服饰之盛也”。《战国策·秦策五》姚宏释楚服为“盛服”。《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说:“南冠,楚冠”。二者异称同指。同时,楚人服饰在形体制式上亦别具风格。据《战国策·秦策五》所载,在汉阳人     

《诗经·小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以<诗经·小雅>中的几篇政治讽喻诗为例,通过对知识分子原型的追述,旨在探究<诗经·小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诗经》"以"字的用法考察

<诗经>是先秦时期重要著作,是西周至春秋时期重要的语言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的语法现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以<诗经>中全部"以"字用例为基本材料,对全书中"以"字的用法作定性、定量的考察分析,试图描绘<诗经>中"以"字的语法面貌,为研究虚词"以"的用法及变化提供佐证.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从“诗无邪”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继承了春秋诗教的读诗与用诗观念,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的诗论主要是针对<诗经>"思无邪"的特点,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孔子的教学过程.孔子认为<诗经>内容丰富,真情流露,在教学时必须以礼和乐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诗经>是具体的文本,在学习上来说是较为容易掌握的;从<诗经>的内容与表达形式到礼的道德意义和仪式是对文本的深究;乐是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须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以巩固所学.     

乾嘉二牟诗经学著述论略

乾嘉二朝为"诗经清学"发展鼎盛时期,其间汉宋交互影响.山东同族牟运震与牟庭,或熔汉学宋学于一炉,或糅经学文学为一体,成为一时诗经学研究之佼佼者.牟运震有诗经学著述六种,以<诗问>为翘楚,牟庭以<诗切>占乾嘉诗经学一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