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问题”的现代性之维—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及哲学反思

在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之中,信任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冲击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吉登斯对信任有过比较深刻的阐述,认识到现代性制度与信任有着本质的关联性;信任与风险总是交织在一起;信任就是本体性安全的建立。但他对信任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文章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宏大背景下考察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反思其利弊得失,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与应对当代信任危机问题不无裨益。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再反思

作为当今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是独树一帜的。首先,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行为制度与模式,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是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他还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四个维度对现代性内涵进行制度性的阐释。其次,吉登斯描绘了现代性特征的大致轮廓,即外延性与意向性的交互关联性、断裂性、全球性和双重性。再次,吉登斯既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也反对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固守,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语境下信任观的当代阐释

在全球化条件下和人们日常生活中阐释"信任",吉登斯颇具独见.但是,"信任"本身是个复杂的概念,吉登斯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信任,难免存有偏差.现代性的根本后果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环境下"信任"应该有更丰富的涵义,面对当代中国转型中信任现缺失的现状,提出建立全面、系统、完善的信任体系的迫切性.     

知识视域:吉登斯的信任观及其启示

Anthony Giddens, a famous sociologist in west, puts forward two hypothese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taking “knowledge” as the analytical tool. One is the possibility of trust forming by the asymmetry of knowledge, and the other is the necessity of trust shaping by the certainty of knowledge. The various phenomena of the instability of trust in China now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eakness of both the two conditions, drawing lessons from Giddens’ view. And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rom “knowledge” angl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keep a rational 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instability of trust from the vertical dimen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create a relatively stable environment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from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之维——以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为背景

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已为众多思想家批判反思。其中,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理论观点极具代表性。虽然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词汇,但他对资本运作逻辑的揭露和颠覆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透彻分析及批判。受马克思的影响,吉登斯始终在"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致力于批判和重建现代性,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种微妙的"继承"。两者关于批判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探索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不谋而合,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维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     

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认为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仍然处于现代性阶段。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互作用,导致了风险危机、道德危机、生存性焦虑和生态危机等严重后果。     

“信任”理念的嬗变——休谟、马克思、吉登斯的信任谱系

信任理念历经嬗变由传统信任走向现代信任。早在启蒙时代,休谟就以“社会化理性”为基础规划出基于“符号系统”的传统信任模型;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中揭示出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信任理念的失败;吉登斯为重建社会信任,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基础上,以现象学方法重构现代意义上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现代信任理念。于是,从休谟到马克思再到吉登斯就在哲学意义上展现了一部信任理念的发展史。     

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比析研究

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反思性”、实践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方面有着许多的相同性、承继性，同时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深化。本文旨在通过二者现代性思想的比析，寻求对现代性更为深刻的认识。     

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化——对吉登斯现代性观点的一种社会学解读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 life)或组织(organization)的模式,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它有四个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监督和军事力量。以全球化为突出标准的高度现代性又称晚近现代性,它是现代性的当前阶段,是现代性的极端化。现代性在西方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性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现代性对于西方与对于中国具有不同的意义。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共相”,但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现代性必定呈现出不同的“具相”。     

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群像"

吉登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在吉登斯那里,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与军事力量是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而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监控是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的高度全球化衍生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现代性扩张的后果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而走出风险社会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导向性策略是消除贫困、恢复环境、反对专权以及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武力与暴力。     

现代性后果之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现代性后果中的经验事实。信任关系在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当面的在场,而是时空分离和虚化的脱域关系。在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主要类型的脱域机制中,现代人失去了对本体性安全和自我认同的信任,陷入了存在的孤独和焦虑。信任危机在根本上就成为了存在危机。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抵抗与反思：现代性症候的生态小说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对生态危机现状的揭示,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考,其实暗藏着现代性的蕴含。通过书写自然世界的神性,建构返魅的世界;拷问主体性张扬的无限制的欲望;省思工业文明与科技的现实后效等三个方面,生态小说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抵抗与反思的话语。这种对现代性反思话语在有着平衡和警醒意义的同时,尚需增加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维度。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述评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中关于时空分离、脱域、信任、焦虑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制度、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展现出其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试图超脱主客二元对立,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把握经验性和整体性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但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吉登斯对科技这一给社会及社会学研究带来日益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缺乏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     

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

考察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历程,现代性是其学术研究的连贯课题。同时,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又是围绕解放政治这一核心思想展开的,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发展的基点和动力源泉。启蒙运动以来,解放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类带入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相反,它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严重的风险。为此,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的设想,以实现对解放政治的超越和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