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看不见的收藏》的艺术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斯蒂芬·茨威格享有广泛的世界声誉,被高尔基称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他平生只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永不安宁的心》,却创作了大量内容浓缩、结构精致、紧凑、扣人心弦的中短篇小说。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恐惧》、《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等名篇已为我们所熟知。这些短篇小说,思想内容严肃,社会意义极其深刻,心理描写细腻,情节曲折动人,语言典雅优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茨威格的小说艺术特色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结构紧凑,刻意求精:二是心理分析透彻细腻;三是人物塑造理想…     

为自己减刑

一位朋友几年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应邀到监狱为犯人们演讲,没有见到他,就请监狱长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平日都忙,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几年后我接到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嘿,我出来了!”我一听是他,便问:“外语学好了吗?”他说:“我带出来一部60万字的译稿,准备出版。”他是刑满释放的,但我相信是他为自己大大地减了刑。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写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时度日如年,而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紧张充实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     

探求人性与生命的内涵──评周梅森长篇新作《沦陷》

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青年作家周梅森的长篇小说《沦陷》。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而严峻的历史画面，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周梅森是一位具有深沉历史感的作家，十几年来，他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革命时代》、《黑坟》、《军歌》、《庄严的毁灭》、《崛起的群山》、《黑色的太阳》、《喧嚣的旷野》等等，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小说在写人性方面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置人物于绝境中，写灵魂深处的生死决斗；其二是擅长在阔大的历史场面描写中表现人性；其三是在变…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命题”思考

历史有什么用？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浅薄无知、荒唐可笑的问题。然而,它恐怕真的是一个千古谜题,永远也难以有完全透辟的解答。那些自以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驾轻就熟甚至一语破的的人,也许正是深陷于执迷的泥淖而又不自知的人。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对这个问题决不敢丝毫看轻,而是带着特有的困惑认真地寻解。 　　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法国人马克·布洛赫,曾为回答这一问题专门写过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这样一个写作由头：他十分宠爱的小儿…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中的偏执型人物形象分析

本文通过对茨威格的四部中短篇小说中偏执型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即《象棋的故事》中的B博士,《马来狂人》中的医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女人,以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c太太,揭示了这些偏执型人物的共同特点：非现实性。并且分析了形成这些偏执性格的非现实性的原因,即茨威格作为犹太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以及茨威格关于人的强烈的情欲是否完全无法控制的思考。     

张秀熟论人物传记的编写

张秀熟对研究地方史志的方向、应坚持的编写原则、研究方法以及对革命人物立传意见,先后有多次讲话和论述。本文仅就张秀熟对撰写革命人物传记的论述作一简介和研讨。 张秀熟一再强调人物传记是属于写史的范围,是史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他认为写历史总离不开人,写任何历史事物,都离不开要写的人在其中的活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列宁     

一个真贾政

<正> 鲁迅先生指出,《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真的人物”。这是基于对曹雪芹“不失真传”的创作思想的正确理解而作出的准确评价。在《红楼梦》众多的“真的人物”的系列中,当然应当包括一个重要人物:贾政。但长期以来,有人把贾政的性格特征概括为一个字:假。也有人从贾政的命名去妄测作者的命意:贾政,假正也,假正经也。还有人把他当成一具概念的僵尸,一种势力,一种道德的、政治的、人生的、哲学的概念的化身,一个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空洞的躯     

建议加强对“异化”问题的讨论

楼培敏同志: 看了你和魏敦庸同志写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载1980年第6期《社会科学》)一文,使我开阔眼界,得到启发。“人把自已的灵魂寄托于产品,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灵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凤姐之我见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曹雪芹着意刻划的人物之一,也是《红楼梦》艺术画廊中极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曹雪芹以他如椽之笔,一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写人方法,使读者见到了一     

时间引起的悲剧——谈福克纳笔下的昆丁

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作品中的时间代表了传统与历史文化,福克纳写人物困在时间——也就是历史文化之中而不能自拔所引起的人生悲剧。《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就是典型的代表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

一 欧洲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4年),他写的《历史》一书,主要记载了公元前491年至44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他在卷首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另一位略晚于希罗多德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5年),也在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说,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     

况周颐美学思想的困惑与演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掩袭着中华大地。生活在这一变动氛围中的士大夫况周颐象一个幽灵踽踽独行,或蹒跚踟躅于江干,或憔悴行吟于沪渎,激荡的现实胁裹着孤寂的灵魂;易感的心旌承载着多难的春秋。历史、现实、人生、文学,全部打着旋投进词人的灵魂深处,象一个个怪圈套住了况周颐,使他瞻顾左右、不能自拔。他是十九世纪末一个痛苦彷徨的灵魂！王国维曾高度评价况周颐,认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人间词话》附录)况周颐这一末代词人挣扎于矛盾的怪圈之中,唯其矛盾,才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郭沫若与历史人物翻案

注重为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翻案,是郭沫若研究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郭沫若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须得替一切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翻案。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4月发表的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已经表明,他研究卓文君、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以后,他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殷纣王,历来被认为“暴虐无道”,“荒淫无耻”,坏事做绝,而郭沫若则一再指出:殷纣     

李钟珏是投降派吗?

最近读到黎智波、郑增发同志的《李钟珏与“团练”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说1898—1899年遂溪抗法斗争中的历史人物李钟珏,一向推行“卖国投降主义路线”,他筹办的团练是“妥协、屈辱、卖国路线的产物”,为“租让广州湾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因此他是个投降派。我认为《质疑》的见解并不恰当,尤其可议的是该文的论证方法。本来,路线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概念。如果不加分析地用路线斗争的概念随意套到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以前的古人古事中去,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的一着”,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容易苛求古人,也容易把古人现代化。     

史学的艺术——试论史学的艺术性

一切民族总是有历史的:一个民族的历史犹如传说,另一个民族的历史犹如童话,第三个民族的历史犹如长诗,第四个民族的历史犹如年代纪,诸如此类。希腊人甚至曾经有过艺术性的历史,把对于事件的批评性分析跟艺术性的叙述熔为一炉。 ——别林斯基《通史教程》 在历史上,文、史曾经有过“不分家”的时候。就我们所发现的甲骨文来看,虽然大多为占卜之辞或简单的记事,但有些已初具文彩,酷类诗歌了。《卜辞通纂》载;     

司马迁“立名”及其《史记》的史性与诗性

司马迁以《史记》立名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同时是他所处的时代立名风盛所致。他在遭遇李陵之祸以后 ,仍然志在没世而传名 ,并注意历史人物的立名意识 ,时时表现在《史记》的纪传中。在这种情形之下 ,《史记》实录的史性特征伴随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理性思考、“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以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变”的思想 ;其诗性特征主要是把历史文学化 ,渗透自我对人生的感愤情怀。二者的冲突存在于写作的原则上 ,却化解在人的故事中     

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四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时,他突围后被俘,在敌人囚笼中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亲笔供词,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李秀成自述》。对李秀成的《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功过如何评价,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然而,戚本禹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把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并依此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凡对此稍有异议,就给扣上“为叛徒翻案”,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曲线救国”等帽子,大张挞伐。后来,“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于一时,实由戚本禹首肇其端。戚本禹亦以此发迹,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任人颠倒的,对李秀成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试谈鲁迅的典型观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博大精深,他对美学上许多问题的论述都很精辟,典型问题算是其中之一。 鲁迅认为,典型不应该是善恶、好坏、忠奸等观念的拟人化,而应该是内心丰富,性格复杂的“真的活的人”。他在谈到《三国演义》典型人物塑造时说:“写的好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他认为,把好人写得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必然使人物“出乎情理之外”,就不真实不可信,也不会是活的典型了。这个见解是深刻的,是符合辩证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典型应是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物。在我国明清以前的不少作品中,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