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权客体——物的种类的重新界定

物是物权的客体,而物权是物权法的核心.我国物权法的出台,从法律上确立了物的种类、归属、利用和保护的规则.但是,对于物的种类,这一物权法的基本问题,却仍然沿袭"动产和不动产"这一超百年的分类方式,显然过于保守,已经落后于时代.客观世界的迅速发展,使物的种类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打破局限于有体物范畴之内的"动产和不动产"的物的种类"二分法",已成现实之趋.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立法上,将物的种类重新界定为生命伦理物、狭义特殊物和一般物,应为我国民事立法所接受,并通过物权法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确定.这一立法上的突破,不但使我国的物权立法更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物权法理论,并进一步奠定民法典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物权法中占有的保护

物权法中的“占有”一词源于拉丁文Possesio，其意思为“对物的控制和管理”。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但现代各国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不仅来源于罗马法，而且还沿袭了日耳曼法的许多规定，这两者对后来物权法中各项重要占有制度的确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占有虽然在各国物权法中都被当作物权的一种予以专门制定，然而占有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事实状态。其涵义为特定的人对特定物在客观上的事实管领。我们现在所讲的物权法中的占有，就是指根据特定的人对特定物的事实管领关系，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而对占有的现状予以…     

物尽其用与物权立法--关于物权法草案立法价值取向的一点宏观性思考

物权立法的过程是一个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益价值的配置过程。我国现行的物权性立法奉行的安全(秩序)价值本位,已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物权立法在价值配置上要突出效益价值,实现从安全(秩序)价值本位到效益价值优位的转向。《物权法(草案)》三审稿和四审稿虽然明示了促进物的利用的立法价值取向,但是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并没有很好的予以贯彻,远不及《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和《物权法(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实质上还是使物权立法又回归到了安全(秩序)价值本位。     

论租赁权相关法律漏洞的补充——兼谈我国合同法及物权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我国合同法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及物权法有关租赁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规则,赋予了租赁权以物权特征;但合同法与物权法构建的租赁权规则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物权化的租赁权缺乏公示制度的配套,从而有碍交易安全和效率,也损害抵押权制度;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中其他物权化之债权以及航空器、船舶租赁却有相对完善的交易安全的制度安排。对买卖不破租赁的立法政策进行法律经济分析,可以发现租赁权物权化从保护承租人的公平的政策考虑,需与公示公信、交易安全的效率的政策考虑相平衡;借鉴其他立法例,我国合同法及物权法与租赁权相关的条款应当适当修改,最终达到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平衡。     

对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浮动抵押的法律思考

《物权法》首次确定了浮动抵押制度，对于这一立法举措，学界褒贬不一。文章从浮动抵押制度的起源、国外制度和特点人手，对《物权法》相关规定进行评价，并提出完善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论动产浮动抵押

浮动抵押的抵押财产虽然是"浮动的",但也应当遵循物权法定原则,仅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为限。浮动抵押中抵押财产的浮动性既突破了物权客体需要明确肯定的物权客体特定这一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也使传统物权法上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抵押权的保全权、抵押物的转让限制等法律规则处于半休眠状态,而当抵押财产确定后,这些抵押权效力则又恢复活力。"浮动的"抵押财产也使传统的物权登记由物的登记沦为抵押合同等文件登记,并使浮动抵押权具有不同于一般抵押权的实现条件。     

我国立法应明确不动产租赁登记的效力——兼论物权化之债权及其公示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第190条关于"先成立之租赁关系不受后成立之抵押权影响"的规定,确立了租赁权具有部分物权特征的规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立法存在物权化债权的有关政策,包括租赁权与船舶优先权及航空器优先权的有关物权化规则,通过分析实例可以看出,在对有关债权物权化的同时,我国法律对船舶优先权及航空器优先权与交易安全的冲突已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我国法律对租赁权与交易安全冲突的规则及租赁登记的效力存在法律漏洞--基于物权法公示公信的原则,债权物权化,应当有相关的公示制度予以配套,否则将有损交易安全,未来的"不动产登记法"立法时应将租赁登记及其效力纳入租赁权物权化制度体系.     

质疑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僵化性缺陷尽显,阻碍了物权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章从哲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此项原则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并非立法的产物,而是概念法学的产物,并实证地认为我国立法不应采用此项原则。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规定检视——以专利纠纷案件为视角

专业性案件专业法官专业化审理是知识产权法院设置应有之义.以专利纠纷案件为例,捡视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规定及实践,发现其更多地体现从应然性视角强调管辖案件范围,而忽视设置知识产权法院目标定位;管辖定位模糊,缺乏解决"三地"知识产权法院与"三地"外普通法院管辖权冲突的明确规则;欠缺具有技术背景知识的法官.完善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及审理,应限缩管辖案件范围,实行(三地)域内集中管辖与域外优先管辖相结合模式,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并谋求在立法中予以固化,真正实现知识产权法院对专业技术性知识产权案件实现专业化审理.     

我国物权法浮动抵押制度批判之反思

《物权法》首次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该制度在传统物权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属于兼具保全功能和融资功能的新型担保方式。由于制度设计在立法层面上的疏漏,该制度在理论上不断遭到学者的批判,在实践中则对银行及民事主体鲜有涉及。随着这一制度执行,这种批判已经告一段落。但对这一批判进行反思,仍然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完善浮动抵押制度。     

以政府为主导实现养老服务行业的标准化管理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为保证有序竞争,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规则。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用客观的、理性化的标准与规范来建构社会。充当了"掌舵人"角色的政府职能部门,可以通过标准化管理建立"一套市场规则"即标准来规制市场,通过制定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对服务实现全过程的有效控制,以保证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可信度,增强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而标准化水平则是衡量一个行业服务产品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尺度,是行业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重要标志。通过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促进全社会的参与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是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和社会福利全行业管理的必由之路,也是衡量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或不作为的重要标准之一。     

物权法应界定"公共利益"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再次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其中第49条关于征收、征用的规定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质疑者强烈要求物权法对作为征收、征用理由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是“公共利益”真的应该由作为民法一部分的物权法来界定吗?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责任保险人参与赔偿模式的路径选择

抗辩与和解控制模式,虽可以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保障保险人利益,却不免"异化"为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不当干预被保险人的手段,严重损害被保险人乃至第三人利益。而抗辩与和解义务模式,在美国保险公司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服务团队、法官衡平裁判的环境下尚有困境,面对制度移植中的立法成本及"同质性"规则下保费的提高,对我国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显然并不适合;台湾地区"保险人参与权"模式既避免了被保险人因"被代理"抗辩与和解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开通了保险人"参与"之路径,消除"遥控"的弊端,又明确了保险人滥用参与权之后果,完全可以借鉴,并进一步做体系化的设计,形成我国责任保险人参与模式的路径。     

《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适用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关于被担保的同一债权之上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的关系问题,中国《物权法》第176条和之前的《担保法》、《担保法解释》均作了规定,但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为了明确《物权法》实施后二者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有必要对实现顺位、求偿关系以及责任减免等重要问题进行比较探讨,找出其中＂不一致＂之处,以指导担保行为和司法实践。     

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我国妇女法的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是旨在实现性别公正而识别性别不平等的理论和法律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妇女法,我国妇女法仍存在明显的性别盲点,主要表现为:妇女法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不衔接;法律语言以男性为参照;在两性权利冲突时法益权衡的非正义性;规则缺乏或与原则相冲突使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虚化。为实现妇女法的性别公正的立法目的,必须完善妇女法,使妇女法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相应的措施有:在妇女法法律体系中明确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完善妇女法的立法技术;弥补法律规则的缺失;探索男女平等原则的司法适用的可能性。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一人公司的适用——以《公司法》第64条为中心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与一人公司之间存在着应然的制度联系.一人公司是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的主要对象,适用情形与标准具有特殊性,亦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于一人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均具有探索性质,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亟待强化.为此,尚需司法裁判经验的适时跟踪、总结和完善,并形成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与立法修订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现行例示主义立法模式下法定裁判离婚标准之完善

裁判离婚标准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相关的诉讼活动都围绕其运行。我国现行的裁判离婚标准在完善以往的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科学性,但是由于立法技术的落后以及立法模式自身固有的缺陷,该标准仍然不可避免存在着许多不足,而且这些不足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衍变成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结合现实司法环境,对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对此进行探讨与剖析,并在肯定现行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裁判离婚标准提出建议。     

足球的社会魅力

一块小小的绿茵场能引起全世界传播媒介的关注，一个灵敏的动作会引起全球数亿球迷的齐声喝彩，一个进球与失球能引起成车上万人的共同欢乐或痛苦，这就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人们之所以喜爱足球，是由于足球运动有着特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满足了社会和球迷的需要。足球是群体最公平的竞争。足球是人类和平竞争、健康竞争的典范，足球场上不分种族文化、不分地位高低、不分贫富差异，足球只认实力，不认大国小国、不分社会制度，大家在同一的规则下竞争。它有最严格的并不断完善的规则，有为维持规则的处分措施，有规则的执行者裁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