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

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标志着漕运水手组织在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在乾隆三十三年的水手罗教案中,清廷采取了与前朝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拆毁水手赖以生存的庵堂,销毁罗教经、像,治罪教内主要成员。严厉的惩治迫使水手罗教的活动由庵堂转移至老堂船,由公开转向秘密,并逐渐建构起了一套权力体系,最终促使具有宗教互助性质的水手罗教转变为具有民间秘密组织性质的行帮会社。此后,随着运河河运的废止,这一组织遂演化为早期青帮。     

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教门及其活动

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8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本文以首次披露与利用多种档案文件与其他史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而抗日地下组织派遣人员对各帮会教门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则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抗战时期,南京地区的帮会、教门组织及其活动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

近代帮会的活动涉及到方方面面。本文首先对帮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茶馆进行剖析,指出其在帮会的往来交接、信息传达、组织传播及日常娱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次是对帮会独特的手势、隐语、茶诗、茶碗阵等帮会茶文化加以论述,指出帮会具有落后的封建性及较强的互济互助性。     

近二十年来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帮会研究阐述了其演变与特点;分析了其与共产党、工人运动、国民党、资产阶级问之复杂关系;并对"帮会三大亨"进行了述评.考察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民国上海帮会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上海帮会的研究尽管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帮会史料急需整理、理论分析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尚须继续深化.     

1946年至1951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民主和平进步成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民党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阻止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纠集一切封建反动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展开垂死前的博斗,帮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股。一全国各地的帮会经过抗日战争有了较大的发展,帮会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已渗透到社会各界。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全国帮会人数有八千万众,每一帮口或工(公)口大者员有数万人,最少亦有数十人者,大小领袖共约百余万人,各不相下,”“帮会之一二领袖往往可以掌握数百人或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各党各派     

帮会性质与历史影响的新探讨——“帮会与近代上海”研讨会综述

1993年8月23日至25日,“帮会与近代上海”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者围绕近代上海这个多功能的国际大都市,对帮会与上海近代社会、上海帮会与民国政治、旧上海帮会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讨。与会者对帮会在近代上海崛起的原因、作用和性质作了全面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缩影。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帮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上海因其优越的经济、地理等条件,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着力经营之所在,故特别适宜帮会的形成。另外,与会者就帮会形成、发展与近代上海的贩运鸦片、私盐,烟     

漫谈重庆码头文化的标本——行帮

在重庆这个大码头上,行帮按不同分类出现了不同的行帮组织,有码头帮、船帮、力行帮、轿帮;至后来重庆商贸繁荣,又出现了盐船帮、米粮帮、瓷器帮、山货帮、百货帮等等。帮会的出现,一方面是人们生存竞争的产物,另一方面与重庆的码头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行帮是重庆码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是重庆码头的文化标本。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

在很多论者眼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到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当时政治态势的变化。二十年代国共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这使其不得不将与工人关系紧密的帮会纳入到政治谋划中,帮会由此完成了某种质变。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政策、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使政治力量以及现代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样的空白,这也加速了工人"入帮"的进程。     

从控制方式看非法传销的“经济邪教”性质

传销组织的经济控制与诱惑交替进行,大体分宣传、引诱,上课、洗脑,交钱、拉人等三步.传销组织针对不同层次的人采取不同的精神控制方式,实际上运用了心理学上的心理暗示与催眠理论.当前,传销组织的活动已经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些传销组织利用传销进行非法结社、非法宗教和迷信、帮会、邪教及带有明显政治性煽动的宣传活动.打击"经济邪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     

蒋介石对帮会的利用与控制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在1927-1937年的十年间,帮会势力空前发展,由本来下层社会的民间秘密结社,发展为公开或半公开形式的、有众多社会上层人物参加的庞大的社会势力.帮会势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蒋介石及其政府对帮会的纵容、支持和利用.但是,蒋介石对帮会力量是采取两面政策,既有纵容、支持、利用的一面,又有限制、控制、压制的一面.蒋介石和帮会的关系,始终环绕一个中心,即建立和维护蒋本人及其集团的统治地位.蒋与帮会的关系反映出蒋个人的政治手腕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帮会的政策.帮会大都属于黑社会组织,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与鸦片贸易、走私舞弊、法制不昌、正气沉沦分不开的.“蒋家王朝”统治下的烟、赌、娼、盗泛滥成灾,是帮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而“蒋家王朝”的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特务统治、结党营私,又为帮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研究蒋介石与帮会的关系是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个侧面.笔者抛砖引玉,请专家和识者教正.     

近年中国帮会团伙犯罪特点与控制对策

近年中国的帮会团伙呈现出犯罪国际化、活动隐蔽化、纠合方式多样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特点。作为一股反社会的犯罪组织,帮会团伙犯罪成员主要以男性青少年为主,女性青少年犯罪近年呈现增长之势;从职业来看以无业失业和流动人员为主。帮会团伙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和诸多社会消极因素综合反映,流动人口、失业人口,贫富分化严重,价值观念失范,社会控制和管理存在漏洞等是帮会团伙犯罪的诱因。控制帮会团伙犯罪必须从治标与治本两方面着手,才能使社会发展协调有序。     

民国时期帮会的蜕变与黑社会的形成

民国时期帮会的蜕变与黑社会的形成移元黑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个困扰人类的严重问题。民国时期的中国黑社会，就其主体来说，是由明末清初形成的帮会蜕变而来。民国时期，在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各个阶级、阶层都程度不同地与帮会进行过...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

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     

人格特质对破坏性领导的影响研究——基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在220份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基础上研究了基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中介作用的领导者人格特质对破坏性领导的影响。研究表明:领导者的人格特质是破坏性领导的前驱因素,在大五人格中神经质对破坏性领导有正向影响,外向性和宜人性对破坏性领导有负向影响;领导者的人格特质对其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都有影响;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对破坏性领导有负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在领导者人格特质和破坏性领导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在进行领导者选拔时应重视人格特质对其的影响作用。     

秦汉江汉漕运的演进及其历史价值

秦汉江汉漕运系统的形成,无疑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折射出古代漕运活动和漕运系统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所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上海清洪帮概述

起源、性质和沿革 清帮,原称清门,又名安清帮,据传由金碧峰在明朝景泰年间创立。金碧峰本系明室督理运粮官,后辞官赴金景山修道。数年后,金自开山门,立“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园、明、兴、理、大、通、悟、学”等二十四字辈,广收门徒,遂成“清门”。至摘朝初期,反清志士纷纷秘密结合,劫夺清廷皇粮,常使漕运停滞,清廷被迫于雍正初年悬榜招人运输皇粮。是时,有“清门”子弟潘清、钱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康基田治河诗简论

康基田,字仲耕,号茂园,山西兴县人.他生于清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二八年)病逝于嘉庆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乾隆一朝.他踏上仕途后,先后在江苏、两广、河南任知县、知州、通判、同知、知府等地方官.在任上,他以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修建学院,发展教育等政绩,不断得到重用和提拔. 他的才能被上层领导集团所重视,是在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对运河漕运和黄淮水患尤为重视.几次出巡,都把巡视河防列入日程.因此,康基田以治水专家得受重用.以后三十余年,他辗转于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