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的民心因素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根本点是执政的苏共在其执政后期逐渐背叛了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为苏联人民所抛弃.一言以蔽之,苏共瓦解、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流失.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西周初期的"维新"政治思想

西周之初,统治者吸取殷商末年暴政失民,早坠"天命"的教训,对政治法律制度等进行了"维新".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政治法律思想的"维新".周人对天命观的改造,并因此而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纲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积极反应,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德政文化"的序幕.     

秦汉时期河南战略地位探析

河南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古代一直被称为"天下之中"、"腹心所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得中原者得天下"为世人所熟知.秦至西汉时期,这里是国内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关系天下局势的命门所在,汉武帝称之为"天下冲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内最重要的战略枢纽.东汉时期,河南作为京畿要地,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汉王朝的重心,其重要性和优越性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故而其军事价值和地位达到巅峰.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中国古代"夷夏一体"观与政策安排

"夷夏一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一家"的指导下来构筑"夷夏"关系和秩序,代表了民族融合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框架,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夷夏一体"观的制度外化与政策安排互动的结果.     

"天下之中"与列朝都洛

"天下之中"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关都城选址规划的理论。它形成于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河洛地区丰厚的文化根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直接孕育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古代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     

殷商时期的天下格局

战国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长篇史诗《天问》中曾满怀激情地对天发问“授殷天下,其德安施？”意思是说,天帝把天下交给了殷,是由于施行了什么德政？屈原在这里只是提到了天帝将天下交给了殷,然而殷商时期的天下究竟怎么样,其并未加以说明。事实上,这是涉及殷商...     

先秦儒家“德政”、“德教”关系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可概括为"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 "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的保证。细探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公民道 德建设将不无裨益。     

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

唐代德政碑的刻立,里面夹杂着各种复杂动机。对于申奏刻碑的百姓而言,他们有的是发自内心为良吏奏立德政碑,有的则是受地方官员驱使。由于朝廷重视基层百姓对地方官的评价,因此,耆老、百姓等记录官员治绩的"状",以及耆老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就成为申奏刻碑的重要依据,这成为他们被地方官利用的价值所在。对属下官吏而言,他们为州刺史、县令或藩镇主帅立碑,带有巴结逢迎的目的,因为地方长官手中握有辟署权、荐举权等,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有的属下官员则借助德政碑来表达对碑主的知遇之恩;此外,在为长官申奏刻立德政碑的同时,碑阴题名也能间接为他们自身带来政治声誉。对碑主而言,德政碑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考课带来好处。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还可以借朝廷的德政碑,获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唐朝天子而言,刻立德政碑,可以为天下官员树立良吏典范,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目的;当中央势弱之时,天子又借助德政碑来笼络强藩。可见,唐代德政碑刻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而不仅仅是出于表彰美政或善政这样简单的理由。     

因时·民本·尚德:论刘基的法制思想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刘伯温"。他主张因时制宜地立法,以民为本地司法,崇尚德政地用刑,也就是说,他吸取所谓宋元"宽纵失国"的教训,重视法律变通,因时立法,以适应明初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民本思想,注重"以刑去刑"的刑罚预防效能,并强调公正司法,辅以教化,使民自律免刑;继承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尚德重道,明德生民,更多地从德政教化的角度诠释德刑关系以及刑(法)的本性。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完善了我国传统的法制观念,对明初的政权巩固和法制形成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观点的启示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蒋家王朝在中国内地的统治,证明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条真理。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史实,说明"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我们应以史为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顺天意,得人心,开创民富国强之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反腐倡廉,搞好民生工程,使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试论《隆中对》战略中的一着失棋

<隆中对>是诸葛亮为刘备恢复汉室谋划天下的战略总决策,其核心是跨有荆、益二州,鼎立而三,待天下有变,则分兵两路,从宛、洛和秦川北定中原.但兵出秦川未能将汉中列入进兵基地战略的高度,因而在刘备事业进程中未能及早占有汉中,又过分重视荆州,所以失荆州之后蜀汉集团没有及时地调整战略,反而是孤注一掷与吴交兵,结果造成了夷陵之战的更大惨败.至此诸葛亮才迫不得已实施法正"蚕食雍、凉,广拓境土"的兵出陇右战略,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客观地暴露出<隆中对>战略决策中的一着失棋.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公共环境危机与中国古代伦理

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恶性膨胀导致了各种层级的公共环境危机,这些危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甚至使千千万万无辜而善良的人们陷入绝境.中国古代伦理中所固有的主张不为外物所役累而情愿过平易恬淡生活、崇尚"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胸怀、坚持与人与自然万物为善的立场以及仁民爱物的情感价值取向,显然可以帮助当代人消解公共环境危机提供宝贵的思想参考.     

浅析明代民间商业信用

中国自古是一个讲究诚信即诚实待人、遵守诺言和实践成约的国家.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管子也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可见,在古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由于交易人格化已占主要地位.     

“风教”观的文化内涵论略——以唐甄《潜书》为例

"风教"是传统儒学所提倡的治化之道,强调德行操持以醇厚世风,彰行教化。唐甄纵观天下历史,对时风之蔽进行了深入批判,主张以"富民"为先,从尧舜"风教"之治;以"勤俭"为守,兴"布衣"德政之教;以"谨省"为要,尚"君子"为学之风。"风教"观是唐甄对儒学精神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唐甄"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表达了唐甄"贵实致用"的文化精神,描绘了唐甄对于理想政治的美好憧憬。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审思——从当代“天下主义”论争说起

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可分为"内圣"派与"外王"派。"内圣"派主张以心性为发用,建构"天下主义"制度;"外王"派强调回归王道,以古代礼制文明为"天下主义"的制度参照。两派的思想之争可溯源到先秦时期孟子心性之学和荀子礼制之学的分歧。孟子的"天下"思想以"民贵君轻"为基础,其"主体"是"天民";荀子的"天下"思想以"礼三本说"为核心,其"主体"是"礼制"。孔子"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君子",他所奠定的"仁内礼外"的思想雏形,直接影响了孟子和荀子"天下"思想"主体"的阐发。孔、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精英"、"公民"与"制度",最严格也是最完美的政治公正标准应当是:一个制度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是多数人都同意的制度,并且多数人中至少包含了多数精英。孔、孟、荀在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天下"思想的"主体"之别开启了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也内涵着化解"天下主义"论争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