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经营权转让后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的委托代理问题包括委托问题和代理问题两个层面。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者缺位、多头管理、责任不明确、权责不对称,直接原因主要有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善等。为了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必须明晰旅游资源产权,针对委托与代理双方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危机管理的委托-代理理论浅析

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组织机制中，隐含着民众与政府及各级政府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为解决地方政府博弈问题，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控，提供了解决途径和对策。委托-代理理论试图制定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刺激计划。因此，委托人所要重视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该理论模型分析的目标是设计一个符合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偏好的激励合同，以实现“委托人支付”的最大化，进而达到成功的危机管理之目的。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基建腐败成因分析

在我国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建处长与建筑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此外,在高校基建过程中,代理人(建筑商)为了获得高额的经济利益,会利诱委托人(多为高校基建处长),从而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共谋。基于以上主要问题,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该明确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职责,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公司收购的代理成本与控制机制

一、公司收购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股东将公司资产的日常管理与决策权委托给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形成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在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某项活动。在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者,但代理人并不总是按委托人最佳利益作     

国有土地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考察我国国有土地资产运行,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公民、国务院、各级政府、用地者都有各自的效用目标函数,加之信息不对称,所以在整个委托代理链条中产生的代理成本较高,委托人的利益易被扭曲。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国有土地所有者对经营权的约束;二是要合理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完善政府内部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三是加快土地市场体系的建设,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约束政府代理人的行为。     

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机制的设计

通过分析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称、目标函数不一致等弊端, 揭示了委托代理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设计合适有效的激励机制, 文章在回顾信息经济学中显性激励机制理论、隐性激励机制理论、锦标制度理论和自我强迫实现机制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机制设计的基本思路。     

委托代理与风险投资

委托代理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活动中普遍存在。作为一种现代金融信托形式,风险投资活动中的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是一种明显的委代托理关系,但同时它又是对一般委托代理关系的一种扬弃。委托代理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契约关系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理论。由於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逐渐分离,进而产生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调节机制──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是指这样一类问题：如果一个业主让另一个人替他经营企业,那麽两…     

政府利益结构合理形态的度量与界定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政府代理费用表明,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了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合理自利,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因此,对政府利益结构合理形态的度量与界定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基于代建制的建设项目双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随着代建制在我国的逐步推广,建设项目中的双委托—代理关系也引起实践界和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双委托人通过分段投资既可减小投资损失,又可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2)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双委托人应成立项目管理小组以监督代建单位的工作行为,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双委托人要提供激励补偿,使代理人愿意更努力工作;双委托人还应根据代建人的风险厌恶度大小调整激励、惩罚措施.     

高校管理部门与教师的委托-代理问题

高校管理部门与教师之间是一个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间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代理人不努力行为的出现,产生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管理部门与教师间的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并进行了求解,得到了帕累托最优。最后,提出了建立高校内外相结合的激励竞争机制、报酬激励竞争机制、竞争约束机制和后勤服务保障机制的建议。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循环经济下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的行为关系。分析了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存在的信息分享情况,拓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认为激励合同的设计应该考虑行为双方对自然状态项不同认识的情况。以参数化例子阐述政府根据企业逆向物流活动设定激励合同的内容。研究结果表明: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企业的最优努力水平是成本系数和奖惩因子的比值;政府设定的奖惩因子是成本系数、风险规避量以及自然状态项方差的递减函数;合理的激励合同实施可以使政府和企业明晰各自的成本、收益以及风险。最后论述了该研究对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一些启示。     

家族制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当前理论界容易忽视的问题,事实上,家族企业中的与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样复杂。本文简要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对家族企业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家族企业内的三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对本文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县级市政府职能转变的几个问题

县级市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县级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注意三个问题:县级市政府职能转变的双重性问题;县级市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问题;县级市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取向问题。     

政府绩效考评权重分配机制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文章以委托代理模型对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进一步探讨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省政府对市政府的绩效考评权重分配的相关问题,并利用辽宁省近十年的政府绩效考评权重数据,分别选取该省经济、社会、环保领域中三项工作完成情况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情况比较符合模型结论,一定程度上说明省政府对市政府绩效考评指标的权重大小将对该项工作的完成效果产生规律性的影响。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经营者激励研究

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构造了一个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并针对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设计企业的委托代理激励合同时,若考虑了对经营者的激励,则政府的风险成本、代理成本均比没有考虑对经营者的激励时的要小.从理论上证明了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必要性,为企业经理实行年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委托代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原因及其矫正

从现代官僚制建立以来,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断发生,政府行为变异现象也随之产生。现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因为财政分权、制度缺陷以及机制误导等所致,而以委托—代理为分析工具,可以看出政府的价值引导偏差、行为预期误导以及关系模式紊乱才是政府行为变异更为根本的根源。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法律规则改进、政府绩效评估标准调整与协同监督机制完善等被认为是政府行为变异矫正的有效路径。因此,需要从央地关系、法律规范、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层面入手,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