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商榷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爭論,大致有四种看法:一是无基础論;二是綜合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論;三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論;四是新旧基础与单一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論。究竟哪一种說法对?我認为要能符合下面几个要求:一是正确理解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基本特点;二是符合馬克思主义关于經济基础的原理;三是符合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四是能正确說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規律及其总趋势。基于上述要求,前三种說法都不能不遇到困难,因而我看来都难以同意,而第四种說法則比較可以說明問題。     

关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这篇稿子写于1955年,原来是作为给高级党校学员的讲稿,作为不成熟的意见,印了几份清样,送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分送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解放初期,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的经济基础,我认为应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确定的,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1952年),否认其它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那时讲课遇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理论,驳斥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才写了这篇讲稿,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篇讲稿的清样只送给了中宣部,内部未印行,也未公开发表过。但是,在1964年围攻“合二而一”时,这篇稿子却突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公开的点名批判和攻击。有些人利用广大读者不能见到此稿,不明全文真相,而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肆意诬陷,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1970年,林彪、“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所谓的中央党校大批判组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说它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说它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有人除了继续歪曲外,还把上述的“平衡发展”故意篡改为“平行发展”,并且还说这篇讲稿“是为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见《哲学研究》1978年1—2期合刊,第45页)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现将这篇原稿的全文公布于众。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这篇稿子写于1955年,原来是作为给高级党校学员的讲稿,作为不成熟的意见,印了几份清样,送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分送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解放初期,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的经济基础,我认为应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确定的,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1952年),否认其它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那时讲课遇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理论,驳斥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才写了这篇讲稿,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篇讲稿的清样只送给了中宣部,内部未印行,也未公开发表过。但是,在1964年围攻“合二而一”时,这篇稿子却突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公开的点名批判和攻击。有些人利用广大读者不能见到此稿,不明全文真相,而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肆意诬陷,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1970年林彪、“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所谓的中央党校大批判组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说它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说它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有人除了继续歪曲外,还把上述的“平衡发展”故意篡改为“平行发展”,并且还说这篇讲稿“是为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见《哲学研究》1978年1——2期合刊,第45页)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现将这篇原稿的金文公布于众。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与江海文同志商榷

《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发表的江海文同志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一文,提出了上层建筑的质和量的概念,文章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主要表现在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而性质上的适应则是主要的。当上层建筑在性质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时候,在数量上也就不能适应。”从这样的命题出发,它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我认为,其中一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与史进先生商榷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系作者1964年旧作,但所论之五题,均为当前我国民族学界所尚未完全解决之重大学术问题。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关于孔子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杨荣国先生商榷

杨荣国先生的《论孔子思想》一文(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的中心论点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奴隶制统治的,是保守反动的。这个中心论点好比一根色彩鲜明的线,贯穿着杨先生论述孔子思想问题的全部著作(从解放前出版的《孔墨的思想》一书、到解放后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再到最近发表的这篇《论孔子思想》一文,其中心论点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改变)。     

对我国过渡时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一些理解

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过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表现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过渡时期上层建筑同基础之间的矛盾的研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屈万山:“试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这是作者發表在1956年12月出版的“哲学研究”第5期上的一篇相当長的論文。作者在本文中的基本論点是:(一)“我國过渡时期也有自己的社会經济制度,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条所規定的四种所有制,以及与此基礎相適应的上層建筑”;(二)“我國过渡时期基礎与上層建筑的性質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的基礎与上層建筑。在这个基礎与上層建筑中,既包含有社会主义成分,又包含有資本主义成分,这是中國过渡时期基礎与上層建筑的特     

关于哲学科学化的几个问题——兼与黄楠森先生商榷

判定哲学体系科学化的主要依据:一是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把握了客观实际;二是看它是否贯彻了某一正确的思想观点。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忽略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基本上是不科学的。现时应努力构建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适应时代要求,突出方法论功能,贯穿实践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建构这一体系时应广泛借鉴、吸收黑格尔构建《逻辑学》体系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关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与束世征先生商榷

束世征先生在去年《新建设》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关于解放前四川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意见,认为“截至民主改革前为止,凉山彝族的主导的生产关系还是领主农奴制,但已是趋于没落的领主农奴制社会。”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束先生的论证是从土司制度开始的,     

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

战国时期的楚越战争,主要见于《史记·越世家》的一段记载。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楚、越之战特别是楚灭越之役开展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0页)、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等。但是,各家之说尚相去甚远,表明离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一段距离。受到上述讨论的启发,我们也有了一些想法,现刊布出来,希望能得到指教。     

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与平心先生商榷

半年多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平心先生提出了对生产力性质的独特見解,引証了不少材料和經典論著,而且文章本身組織得自成系統。但是,由于平心先生的研究沒有建立在牢固的事实材料基础上,所以他的全部理論核心,是值得考虑的。前此已有苏星、周治平、楊宇等同志在《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上提出了商榷意見。笔者基本同意以上諸同志的論点,但由于以上諸同志在文章里沒有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使平心     

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一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嶄新的也是迫切的任务,給我們国內政治生活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蓬勃活跃的气象。     

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周予同先生商榷

不久前,周予同先生发表了“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对学术界正深入开展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提出了某些建议——象编写《孔子传》、编写《中国哲学辞典》等。显然,这些积极的建议,值得大家重视。但是,就周先生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周先生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史料及史料考订?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怎样?能不能以封建的与资产阶级史家的治学方法,当作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基本功?史学研究中怎样坚持阶级分析?我们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向周先生与读者求教。     

关于《长沙国研究》中的几个小问题——与罗庆康先生商榷

罗庆庚先生的《长沙国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1998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迄今为止对西汉长沙国(前202年——公元9年)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著中,所引的文献参考资料多达百十种.考古发掘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运用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先生……     

关于后过渡时期粤港经贸合作几个问题的探讨

广东改革开放15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粤港澳经济贸易合作。在香港后过渡时期的4年乃至“九七”历归祖国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促进粤港经济贸易合作，对再造经贸新优势，加快两地经济发展，共促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扩展和提高粤港两地经贸合作的领域和水平。一、在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加强粤港两地经济贸易的合作。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广东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要求广东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模式的几个问题——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模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秦汉以降没有人治,没有德治,帝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官治".本文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学习毛主席的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探讨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

一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著作,正确的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精神,是分析现阶段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的唯一准绳。首先,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探讨。前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将原来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局面,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居于统治的地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建成,经济基础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亦基本解决;同时耸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领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所以我国现阶段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处于基本上相适应与相一致的状态,这是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