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

土地租佃制度,在中国封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一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近代全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商品经济对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浸润,虽然已显示出若干引人瞩目的时代特征,但是旧的土地租佃制度的古老框架似乎甚少为其所动。由于农村土地的高度兼并集中,整个近代,租佃关系一直都是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一方面,少量的军阀、官僚、地主,僧侣占有大量的土地,另一方面则必然会存在大量失去土地而又无其它方式谋生的农民,于是后者不得不向前者求租地以耕种,并以各类地租的形式向土地占有者奉献自己的劳动。近代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和各地差别甚大,土地租佃制度内涵丰富,名目繁多,而且因地各异,实难尽行梳理,故我们的讨论亦仅可分地摘要而行。     

中国土地权演化及地主租佃、小农自耕模式的形成

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细亚公有制",此为井田制.而此以后,中国土地私有,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等三种模式.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土地制度主体.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公有社会",至少说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     

近代租佃制度的产权结构与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地权构造的再认识

对近代租佃制的认识关乎传统农业经济的顺利转换。以往租佃制被视为地主经济乃至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超越这一叙述框架并展开技术分析,却可发现其本土色彩浓厚的独特构造:从租佃制的形态看,租佃比例和地租率反映了土地占有权和收益权的分割,而一田多主则体现了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的复杂化;从租佃制的功能看,租佃经营不仅是一种组合各类要素的生产方式,更是以土地为中介的资金运作方式,发挥着现代金融工具产生前的财富保值增值功用;从地权构造的内涵来看,无论是权利的类别与主体,还是权能大小、时间长短、交易和衍变过程,租佃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是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反映生存智慧的产权形式。     

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租佃中的“二东君”——以洞庭湖区为例

民国时期的资料表明,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常规的地主——佃户模式之外,还存在"地主——二东君——佃户"的特殊模式。二东君多为农村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者。其在土地租佃中代替佃户交纳押租,负有督促佃户及时纳租等责任,并获取一定报酬。二东君既为土地的出租与承租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范围。但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仍、农村社会经济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二东君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土地的出租与承租带来了不便。     

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

在整个近代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处于统治和支配的地位，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近代中国土地占有关系变化的新特点是：部分地权由地主向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转移，土地占有关系中出现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变动，土地占有者向城市移居逐渐增多，南方水耕地区比北方旱耕地区土地占有更集中，从抗日战争开始，土地占有关系总趋势是趋向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近代中国土地占有相对集中，这并不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而是土地占有者以借债和租地为诱饵，乘人之危压价收买，讹诈骗取，依仗权势等巧取豪夺的恶果。     

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以天津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企业资本的几种基本组织形式,是近代企业家在借鉴西方先进公司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创办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制度安排。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论中国近代官僚经济行为的矛盾特征及社会效应

论中国近代官僚经济行为的矛盾特征及社会效应□陈自芳在任何社会中，制度都是决定的。制度孕育出特定的官吏，而官吏的行为又对制度的运作和变迁发生反作用。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官本位和官僚专制集权传统的国家。官僚经济行为在近代制度变迁和反复出现的经济动荡中具有...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自周秦时期建立封建社会以后，一直是个农业国家，以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没有什么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洋务运动，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有了新的工人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但近代工业发展得非常缓慢，社会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农民占总人口89．4％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的大变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极大地推动、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而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成功，也反过来影响、推进体制转轨的持续进行。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正是中国自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当前产生了如此众多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的根本原因。     

从户籍制度看中国封建制下的小农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形态,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政体之下,表现为地主制经济,是多数论者所同意的。不过,在阐述中国地主制的特点时,大家论证问题的角度不一,所以对这一命题所作出的概括,往往大相迳庭。有些学者主要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一前提出发,因而对中国地主制的特点表述为下列各点。第一,战国以后,“谁有钱,谁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土地,“土地占有者是地主”。第二,在地主制经济结构中,“租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佃农“除了对地主缴纳规定的地租外,不再负有其他义务,法律上他不隶属于地主,在缔结租约时,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三,农民没有对地主服劳役的义务,“因而地租只能以劳动生产物或者以货币代表的生产物的价值来支付,不能以劳动的自然形态来支付”。①持有这种意见的学者还进一步     

赓续传统 推陈出新——《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评价

租佃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佃农按约定向地主交租,但在灾年,减租成为两者争诉焦点。在乾隆朝,减租政策与习惯相冲突。在价值上,政策维护国家利益,而习惯维护社会公平。在规则上,政策不强制地主减租,而习惯允许佃农减租;政策对减租比例无明确规定,而习惯有比较清晰规定;政策规定由政府认定减租,而习惯规定由地主认定减租。两者抵触不仅导致减租司法混乱,而且激化租佃矛盾,使佃农暴力减租成为常态,引发社会震荡,并恶化农业生产。     

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

<正> 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性质和历史作用,在海外的学术界存在着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第一,旧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农村革命有多大的推动力?造成民国时代农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佃农被地主层层剥削,还是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率下降?第二,旧中国农业经济有多大的发展潜力?明清近代时期农业资本萌芽有多普及化?经营地主所占的比率有多大?有没有经营地主代替租佃地主的趋势?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或立场,是有政治上的含义的。假如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因素是科技的问题,就必然否定社会变革的必要,主张引进现代科学才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例如,美国政治学家     

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结构特征:比较视野的讨论

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地产权结构具有自身的制度特征.从中西方土地制度发展路径比较的视野观察和探讨传统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可看出,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在于国家所有权的至高无上和地权的不稳定.尽管中国传统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人类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中,土地制度对于先进经济水平的维持和促进作用似乎不容被忽视.     

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民家庭生活实态--兼论"地主阶层"经济与生活水平之变化

晋西北农村在近代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地区",小农经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里的农民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土地生产维持生计,他们"靠天吃饭",生产与生活水平极度低下,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单一,这在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方面均有明显的体现.革命与日本入侵构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的基本生态背景,革命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战争却耗尽了农村所有的资源和储备,农民整体生活水平呈现出下降走势,而"地主阶层"表现尤甚,其经济地位与生活水平被极大地弱化了.     

清中后期租佃争诉加剧外因研究

清中后期,地主与佃农之争诉不断加剧。除了租佃契约之内在缺陷,生态恶化、经济状况萧条、地主与佃农经济恶化、市场混乱等外部环境是租佃争诉加剧的外因。     

市场·契约·法律--对清中期乡村租佃的另一种思考

租佃是实现土地与劳动力有效结合的重要农业生产方式。清中期乡村社会中,租佃市场正在形成与发育,但契约与法律构成了租佃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租佃契约内容缺乏确定性,不但无法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反而与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缺陷相叠加,加剧市场争诉。而且租佃法律形式分散,内容亦不完备,无法有效规制市场争诉与无序。这无法使租佃市场从无序转型为有序,不能推动市场成长与农业发展。     

从云南的半开银元看近代中国的币制

从云南的半开银元看近代中国的币制赵仁平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银钱并行到建立银元制度，再到推行“法币”实行纸币制度直至最终崩溃。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形成和深化，而且由于社会经济发展...     

由民间规则到国家制定法--析中国土地制度与地政管理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事和经济法律关系主要由民间规则进行调整。近代以来,对于这些民间规则的改造成为法律转型的重要任务。就土地制度和地政管理而言,创立新的法律部门、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规则、改革民间陋习是国家制定法逐步取代旧有民间法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近代转型的重要特征。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新论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合作化运动，是在改革农村封建主义土地制度之后开始的。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他ffl从1947年就开始把封建地主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个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人OJ把这次土地制度的大改革习惯简称为“土改”，实际上它是农民对封建主义土地产权制度的一场大革命。土改，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次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大革命，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完全符合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第二次改…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