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是错误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现实不一致的情形。事实错误的归责应该是以犯罪构成为标准的主客观相一致为原则。打击错误和对象错误是刑法中事实错误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明确它们的罪责认定对于司法实践是有重要意义的。     

有限认识与合乎理性的错误——刑事司法裁判概率性错误的成因分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由法官认定的司法裁判事实属于社会认知背景下的事实,经验认知的成分始终无法回避,而经验认知是有限认识,没有办法保证判断当时的认知绝对不会出错.因此,法官裁判认定的事实在实体上始终有产生概率性错误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案件叙事建构的偏离、证据体系的缺陷以及逻辑推演的盖然性,而与司法过程相伴而生.明确法官形成裁判事实的过程和裁判事实存在概率性错误的合理性,即错案客观上无法绝对避免,对于有效控制刑事错案、树立科学的错案预防理念实属必要.     

司法认知——既判力事实的另一视角

诉讼法一般是从证明对象的角度看既判力事实是否对涉及该事实的后诉事实的预决效力,而少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认识既判力事实的预决效力,既判力事实是否具有预先确定的效力,法官在后案中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直接进行确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断然肯定或是否定既判力事实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都是错误的.既判力事实对司法认知的效力具有相对性,有的既判力事实是司法认知的对象,有的既判力事实则不能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     

叙事话语中的事实求证

在再现事实的过程中，叙事的冲动会很自然地产生，对任何事实如何发生的任何言论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叙事形式。叙事观并非看不出虚假与错误，而是宽容了虚假与错误，它意识到如果不宽容它们，真实完整的事实就不可能得以真正的建立。     

法律适用错误基本问题研究:以审判环节为中心

法律适用错误,是与刑事司法中事实认定错误相并列的另一类导致错案的原因。法律适用错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中都会存在且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当前理论研究在选择错案样本和划分错案类型时大多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方面,对法律适用问题关注较少甚至付诸阙如,以致刑事错案类型缺失和界限模糊。深入研究刑事司法中的法律适用错误,对揭示刑事司法的内在规律,完善刑事诉讼理论,防范刑事错案的发生,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人民法院岂能为学术不端行为张目?--评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所谓侵害名誉权案的一审判决

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一案于日前审结.天津市语言学会认为: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律程序,将依法提出上诉.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波普尔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把“是”与“应当”混在一起,是事实与价值一元论,在理论方法上是错误的。波普尔本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认为无论历史还是外在自然都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选择什么,道德决定不可能从社会事实或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源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对“休谟问题”中的“事实”与“应当”,马克思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由此坚持了历史决定论中的辩证法。     

论诉讼的发现意义

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诉讼的争辩焦点是案件事实,诉讼的核心是诉讼程序,诉讼的生命在于公正,公正依赖于诉讼模式的选择。不仅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是错误的,就是把诉讼法认为是程序法本身也是错误的。诉讼具有重要意义,发现就是其中的一种。诉讼发现事实、发现真理、发现正义、发现法律,诉讼是法律之母。     

证据短缺路径下的错案预防

错案是无辜者受追诉的案件,主要表现为事实认定错误。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是证据,如果证据短缺,裁判者就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走向歧路或迷途。实践中证据短缺主要表现为数量不足和证明力不足。导致证据短缺的原因有客观上的,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的结果。因此,应当加大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最大程度地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     

析"两种文化"分裂的实质--一个主客体关系的视角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已有数百年历史了,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十分热烈的讨论话题,却是自西方现代工业革命以来.目前学术界的讨论已众说纷纭,但距问题的实质尚有距离.在我看来,只有将这一问题纳入主客体关系视角加以审视,才能揭示事实的真相:"两种文化"的分裂归根结底是人类主体与客体相分裂意识的表现,这是近代人类文化立场和实践方式中最根本的错误.如何认识并纠正这一错误,将关系到人类文化前景及对未来命运的把握.     

论刑法的确定性——从法的确定性角度出发

刑法秩序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人们的需要形成的,其确定性的体现就是刑法规范.刑罚权是刑法规范的内容得以实现,获得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外在力量.刑法规范与刑罚权的结合使刑法的外在确定性得以确定.作为行为的犯罪使刑法有了内在的确定性.承认刑法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刑法建设时应尽量避免刑法的不确定性而得到相对确定的刑法规范体系.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刑事责任能力本质之新解

因适用语境的不同,我国目前对于刑事责任能力本质的认识与大陆法系的观点形似而实异。＂刑事责任能力＂这一称谓与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体系是协调一致的,而与我国的刑法理论并不协调。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在我国具有二重性,即犯罪能力与刑事归责能力;相应地,其地位也具有两重性,即犯罪主体的要素与刑事责任的条件。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的错位及矫治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是社会公众对刑事法律制度的设立及实施状况的心理认可,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存在某些错位,需要对其进行矫治,以逐步培育出一个与社会主义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相适应、合乎法治文明要求和时代潮流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     

犯罪行为特征之经验性、智能性、变态性——犯罪行为特征的心理分析

每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都是某个犯罪个体犯罪经验、犯罪知识、犯罪技能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对犯罪行为不同侧面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获得有关犯罪人个人方面的大量资料。据此,本文提出了犯罪行为经验性、智能性、变态性特征,试图使侦查人员通过对犯罪行为三个方面特征的归类分析,勾画出犯罪个体的心理特征,为认定犯罪嫌疑提供参考。     

浅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直接对象。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从程序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规定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