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

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陈尚胜不少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形成共同的文化单元，或者说，东亚地区汉文化圈的形成，是在七、八世纪之交，也就是在中国的唐代。不过，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看，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唐日文化交流，而对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却未能予以深人地探讨...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对漆器制作技艺的传播

漆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漆器距今已有7000多年。中国古代的漆器制作积极而广泛地影响到周边国家漆器技艺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在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日本仰慕唐朝的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中日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高峰,唐朝对日本社会生活及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漆器的制作技艺也随着丰富的文化交流也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漆艺的产生与发展有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就唐代漆器制作技艺对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进行论述。     

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过程及方式论析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过程依次经历了:细奴逻归附唐朝至天宝战争爆发阶段的初步传播;天宝战争之后至苍山立盟阶段的全面深入传播;苍山立盟至蒙世隆反唐阶段的规模化系统传播;最后是蒙世隆继位后至南诏灭国阶段的常态化与普及化传播。在南唐政权往来关系中首先把儒家礼乐典制等传入南诏统治阶级上层,唐朝儒士对南诏贵族子弟的规范化教育把儒学传播推向全面深入,汉人南迁中的文化交流与南诏后期阿吒力教的"儒释"传教也是儒学在南诏传播的重要方式。     

一部探寻中日文化交流走向巅峰之路的力作——《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印象

李寅生博士著、巴蜀书社出版的<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之一,是该丛书中唯一把视角对准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著作.该著作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作者站在学科研究的制高点,选取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角度,把视野锁定在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上,阐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领先于世界数千年,对世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了贡献.其次,作者通过对比的方法论述了唐、日文化各处的背景和发展轨迹,揭示出了中国文化交流这一重大文化现象与特定历史条件的密切关系,透析出唐文化"流"向日本的本质原因.再次,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全方位研究的基础,纵横捭阖地勾画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传承的历史画卷.总之,该著作是一部探寻中日文化交流走向巅峰之路的不可多得的力作.     

怛逻斯之战及其影响探析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对比，对该战役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及影响作有益的探讨。怛逻斯之战并没有改变中亚当时的政治格局，其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唐朝的先进工艺，尤其是中国的造纸术传播到中亚，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和唐与大食的文化交流。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略论两蕃与唐朝关系的演变、原因及影响

"两蕃"即契丹和奚,他们与唐朝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归附唐朝并不时向唐朝尽藩臣义务,同时也相应地得到唐朝优惠政策的扶持,获得稳定的发展,进而对唐更加忠心;另一方面,他们与唐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破坏了双方建立起来的和谐的君臣关系。这些复杂关系的变化是内外因素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中两蕃自身的发展与游牧民族的特性是其调整对唐关系的根本原因;外部因素除主要来自唐朝稳定的农业经济的吸引力、唐朝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和唐朝国力的强弱外,还有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影响。两蕃东南接以营、幽二州为中心的唐中原边境地区,东北毗邻靺鞨、室韦等东北少数民族,东距高丽,西临突厥与回纥,他们对唐的态度冷暖变化直接关系到营幽一带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对唐朝所设的行政机构能否有效管制对东北地区以及对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防御影响巨大,同时,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在东北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有很大影响。     

从石解墓志看唐后期制度的变通性——志文中的换推、避籍

大唐西市收藏的"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了正史中不见传载的石解一生的经历。墓志中,涉及了唐朝的鞫狱换推、任官避籍等,在具体层面上反映了唐朝尤其是唐后期制度的变通性。     

略述唐文化的兼容性

唐文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唐朝也因其兼容而强盛,这样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值得借鉴.本文从产生原因,表现及其历史作用对唐文化的兼容性进行了探讨.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屯垦开发路径下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

西域在唐代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策略上,先是进行屯垦固边活动,有效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建设,实行因地制宜的行政管辖;在屯垦开发的民族合作中,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逐步增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由此,在唐朝管辖西域的一个多世纪中,有效保障了丝绸之路和西北边疆安全,大唐盛世局面进一步繁荣发展。     

唐代长安与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

在 7世纪初期至 8世纪中叶的唐代 ,首都长安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而且也是中外人员进行友好往来、商品贸易以及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所在。 2 0世纪 50年代以来 ,从唐长安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关宗教文化交流的文物 ,这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资料。这些文物的出土 ,一方面证实了文献的记载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浅谈唐代的文化开放

唐代文化辉煌成果得益于唐代的文化开放,唐代统治者以空前的政治自信开拓文化疆域,开放意识形态,开放文化政策,开放社会生活,使唐代文化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成就了光耀千古的文化伟业。     

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西北实现的各民族大融合 ,乃是先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造成唐代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 ,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民族的大融合 ,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时代文化思潮的闸门。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跨文化传播理念的思考

与自唐代开始传入我国的基督教相比较而言 ,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无疑是成功的。同是外来的宗教文化 ,佛教成了与儒、道相并列的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波及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 ,广泛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基督教则一直徘徊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外 ,虽然中间经过一些传教士观念转变后的努力 ,也有过平和而短暂的文化过渡 ,但最终还是没有为中国传统文化接纳和吸收 ,究其实质 ,佛教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采取的正确传播理念使它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宋代书院发展的背景及其特性

书院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教育组织,始于唐,成于宋.宋代书院的发展和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经济关系的改善、生产效率的提高、政治层面上的支持以及文化发展的推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书院的兴盛.宋代书院不同于当时的官学和一般的私塾,其选址的超然避世、办学经费的相对独立和学术交流的自由自主使它获得了千余年的持续发展,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道教与唐传奇中梦的意象

唐传奇小说中的梦,是以道教的思想为内蕴、道教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构思、借道教的法术表达自己的意识的审美意象,包括三种类型:因梦示教、梦获情缘、梦中时空,表达出唐人的人生意识、情感意识、文化意识,是道教人生观、世界观透视下的现实人生、情爱姻缘和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