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知识群体的中西文化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 :“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 ,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 ;“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 ,从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启蒙主义”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西化派主张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来判断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态度。科学主义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需要以科学为标准来重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派则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吸取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化。各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五四＂先辈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把中国文化放在传统与现代的单线历史进化中,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变迁,对于中国文化脉络仔细的梳理,在多元的脉络中认识与分析中国文化。     

寻找与背离：寻根派小说论

寻根派小说作为最近几十年以来惟一自觉的小说流派 ,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点。寻根派小说纠结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 ,暧昧的传统特色与模糊的现代特征导致了寻根派小说具备着罗杰·福勒所说的“文本间性”的特征 ;寻找与背离 ,是寻根派小说的文本品性。     

简评“科玄之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

本文认为,“科玄之争”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转轨的一个重要环节。玄学派、科学派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对思维方式作了探究,这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转轨具有重大意义,却也陷入了各自的片面性。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创造性地融合东西方思维方式,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贡献

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是中华民族关系过程的概括;2.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发展了功能派文化理论;3.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不同传统文化的人们如何形成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4.社区研究理论,以类型比较法为例。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由儒、释、道三家揉合而成 ,看似多有分歧、对立之处 ,实质上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统一 ,即在思维的最高层次上都强调“一”和“中”的理念 ,“一”与“中”正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东西方文化相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偏于向内的阴性思维模式 ,重觉性 ,带有艺术特征 ;西方文化偏于向外的阳性思维模式 ,重理性 ,富于科学品味。觉性与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双腿 ,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汇流将成为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     

一种特有的女性文化

不同的文化会孕育出不同特色的艺术。东方插花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到日本后得到了发扬光大;西方插花体现了西方文化特点并与商业行为有更多的联系;而现代插花则是东西方插花融合的产物。东西方插花的起源、发展和融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通过一种特有的女性文化的形成,这种传播的多维效果受到了社会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格局等多方面的影响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传统文化发展管见

本文通过分析近百年来所出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即保守排外、中体西用、会通中西、全盘西化、东方文化等观点,指出“文化取代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的观点在理论和实际上均行不通.认为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共同进入平等发展和同步前进的全球文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创造性转化”和“综合创新”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与时俱进.     

中国文化下的禀性匹配模型

东西方文化维度的不同决定了组织中激励的方式各有差异。研究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关系”与“面子”,理解“自我概念”“角色完成”“领导者的责任”“长期目标”“和谐关系”“满足感与平等感”等具体概念的东西方差异,建立修改后的综合分析模型,该模型表明虽然禀性匹配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工作激励过程很重要,但在中国的领导者与员工之间,“关系”和“面子”更为重要。     

抗战时期林同济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

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抗战时期战国策派思想的基础。战国策派认为秦汉以来的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是导致中国衰败和无法应对抗战民族危机的根源。作为该派主将的林同济集中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士大夫”人格,抨击士大夫官僚传统的四毒和“中饱”极弊使国民养成官僚化性格和“官商者模样”,指责传统的忠孝观念导致国民重私德而轻公德,指出这些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无法适应新战国时代“战”和“力”的要求。他主张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唤回列国时代的“大夫士”精神,构建“战士式”的人生观,增强民族活力,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进而重建中国民族文化。      

论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传统价值观念

新感觉派小说历来以“现代派”、“洋派”著称,它们所构建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背离的现代文化场域。但细读文本便可以发现,新感觉派作品在内质上无法割断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联系。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作品的浮表尽管被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光影所笼罩,然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依然蕴藏在作品的各个角落。因此,本文力图从新感觉派作品中的恋土思绪、家庭观念与男权意识三方面,探讨蕴藏在新感觉派作品中的传统价值观念。而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所遮蔽的问题。     

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之我见——兼论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同

20世纪初期,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英美派”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明置换中国旧有文化的时候,鲁迅却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文学领域内,“英美派”知识分子强调充分欧美化,而鲁迅则根据中国人与西方人生存境遇的不同强调充分中国化,具体体现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英美派”重输入,鲁迅重输出。     

《国风》的地域性流派

本文从地域文化和艺术流派角度对《诗经·国风》作了新的探讨，按照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归纳为“郑卫派”、“二南派”、“秦幽派”、“魏唐派”、“齐曹派”等五派。作者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民情风俗、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就各派的构成、主要特点或及其代表性作品，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和评价；并认为：从流派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风》，必将开拓《诗经》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更有效地弘扬中国古代灿烂多彩的文化传统。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模式”——现代中国学之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现代中国处在“古今”(传统与现代化)“中外”(东西方文明)矛盾的焦点上,原本存在着时空差距的问题同时出现在当下的中国,因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必须考虑综合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而不是“单一的”或“纯粹的”理论研究。这意味着方法有时比理论更重要,因为彻底贯彻某种理论往往在遭遇困境时难以调转航向。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具有“透视主义”的特征,不同文化的世界观不仅是透视性的,而且是开放的,由此而形成无限的文化多样性。世界性的视野要求将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置于世界性的背景下,在其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关联中把握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一种世界性背景下的多元化立场。     

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特色论

中国古代地大物博,早以埋下南北文化不同的种子;在南北朝分而治之后,南北文化的地域特色不断趋于凸显。《北史》《隋书》论南北文章、学术的不同宗尚,明代董其昌论画分“南北二宗”,徐渭论曲分“南曲北调”,清代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论书分南北派,梁启超总结、纵论“中国地理”决定的南北文化、艺术之“大势”,等等,形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南北文化特色论,对于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论“士匠结合”的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叠石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叠石文化达到了中国古典园林叠石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精髓。思想派“士人”在叠石意境层面,通过著作、绘画创作来注重文人画意、文人画理和文人画境;技术派“匠人”在叠石实践层面取法山水画,不断提高自身叠石技巧。思想派“士人”与技术派“匠人”有机结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江南私家园林叠石文化。“士匠结合”不断发展,形成专业化、系统化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类似现代设计团队的职能。     

理论超越的再语境化与娱乐批判的后人文化——论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与中国文化语境

大众文化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道统与人文生态。     

古代日本文化中的“排邪意识”

解构日本文化是日本问题研究的热点;对日本文化类型的定性有“杂种文化”、“嫁接文化”、“吸取—变形”文化、家族主义、集团主义等,本文阐明“古代日本文化的‘排邪意识’”是新的视角;日本文化是关联着东西方文化,又有别于东西方文化的文化形态,本文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为时空界域,分析日本社会处理本土文化即神道教与外来文化即佛教、儒学、道教之间关系时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历程,解析日本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