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基于1 702个个体调查数据的研究

文章基于文献考察和经验观察,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3个层次的基本假设,并运用1 702个个体调查数据进行验证,进而综合构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模型.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90年代浦东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研究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９０年代上海浦东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发展的新态势,提出了浦东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新世纪浦东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提议。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规律与农民增收

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地域特征、就业手段特征、流动性质特征。农村劳动力流动体现着三大规律,即动力规律、流动规模有限规律、推拉“双反”规律。这些特征和规律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实现农民增收的途径:一是拓宽农业发展思路;二是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三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四是鼓励农村外流劳动力回流创业。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

近年来,劳动力在地区间抑或城乡间的流动成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乃至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与规律来看,这种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然而,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何种特征？与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性？又具有哪些差异化的内涵特征和理论含义？这构成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这一领域的不足乃至空白的现状,更期望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福利效应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并有所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农村地区的证据

大量闲置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动出来 ,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影响机制是 :　　虽然外出劳动力户的家庭总收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 ,然而 ,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却要大于非外出劳动力。在影响劳动力外出决定的因素中 ,交通条件的影响并不大 ,而那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更容易外出打工     

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

文章利用在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比分析了农村外出打工者外出前后自身变化,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本身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发挥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现状至关重要。     

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9—2013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村劳动力转入越多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均衡跨越发展的对策建议。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农村劳动力迁移选择决策的模糊多目标模型分析

借鉴模糊多目标决策理论,构建信息无偏和信息有偏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迁移选择决策的模糊多目标模型,并利用河北省问卷调查数据,选取相关指标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应用分析。研究得出,面对多种迁移选择,无论是信息无偏还是信息有偏,受外出务工收入水平、家庭环境、个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县外市内迁移成为劳动者最满意的选择。从实地调查情况看,劳动者以本县内迁移为主,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9.32%。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农村劳动力以县内迁移为主的实地调查结论存有差异。这表明,多数被调查农村劳动力尚未实现最优迁移,其迁移选择行为表现为一种有限理性。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优化决策环境,提高劳动者决策能力。     

农村嵌入与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

在分析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就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探索适合广西特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路径的重要性。然后剖析了现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视角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忽视从农村视角进行解读的不足。借鉴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观点,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提炼出农村嵌入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维度,以收集的1177份有效问卷分别进行了劳动力整体分析和分代对比,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流动机理的理论探索

文章在评述国际上人口迁移机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对经典人口流动机理理论的修正,并通过对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因素,重点分析了经济动因对农民工流动形成的内在机理。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通过统计描述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明显受到来自家庭和性别因素的制约,在是否获取迁移机会中存在着性别差异,其根源在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及其家庭、社会地位。     

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潮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现象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辍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现象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辍学具有吸引与示范作用。一个区县同龄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在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越高;与完成义务教育者相比,初中辍学者更有可能外出务工。与同龄人外出的影响不同,家人外出有助于降低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风险,促进其接受较高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