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语用和限度

在真理问题传统哲学视野之外,关于真理在生活世界中的实际语用维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真理作为某种真的东西,超越单纯认知意义上的真,还包含道义性的真(的道)理的维度。在科学和日常行为层面上,真关乎成事,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用真说事论理,后者即真理的社会语用层面。严格意义上的真理的到场其实不是用说的,而当以真理的名义说事时,实际上蕴涵着此际真理的不在场。在论理语言游戏中,以真为理乃基于其在科学领域中作为竞争性语言游戏胜出者所蕴涵的话语权威,问题是,排他性真理的决出实非社会场域语言游戏的常规。并且,单纯的真本身亦不具足道义合理性与正当性。在社会场域中,话语的合理性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并行不悖的各种道理。     

回到宋学——《宋代<四书>学与理学》读后

清儒视考据之学为汉学,而以义理之学为宋学。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认为汉学有根底,不可视为浅陋;     

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新论——以物理之学为研究视角

宋代理学家认为医学是小道,但他们也承认医学有一物之理。理正是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基础。从宋代物理之学这一崭新视角,论述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对天人关系、对人体、对药物的各自认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剔除附加在中医学之上的道德伦理、谶纬迷信因素。把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宋代理学相对于宋代中医学而言,可以提供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宋代中医学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启发上。     

试论宋学的时代精神

宋学作为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理学的兴起使宋代学者治学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典中寻求义理，既导致了以训诂章句为主要特征的经义考据的衰落，又因打破注疏以新义解经，审视古史、古说中的问题，促使宋代学者在辨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理学的思辨对考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求理成为思维的目的，贯通天地人来思考问题，对史事的考据成为阐释义理的手段。理学促进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又对其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天理支配一切的观点，导致空疏和义理化的倾向。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宋代道学和朝鲜时期的文学表现

宋儒的性命义理之学即用来追求圣人之道的道学,韩国称为性理学。它被高丽末的新兴士大夫接受,在朝鲜王朝时期成为强有力的支配理念。朝鲜前期道学派文人做诗力求体现道学,歌颂自然达观的境界。本文探讨了中国宋代道学在朝鲜的传入、发展以及文学实验。     

论宋代美学

宋代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审美理想、完整的主体审美意识、繁博的审美形态、独特的风韵格调,彬蔚大备,郁郁乎文哉.它既承绪于前代,又改变了前代,给后代的美学史以深刻影响.宋人富于原创精神,获得了创新性美学成就,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审美形式和美学理念.宋代社会与宋美学、宋学与宋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表征着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宋人的文化一审美心态和思维机制、宋人所创造的审美形态和由此所形成的审美风貌,构成了一轴灿然瑰丽的画卷,成为后人所神往的美学世界.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南宋理学教化方法浅析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道德水平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呈正相关发展,社会教化问题突出。南宋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教化方法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从南宋理学教化实施的社会背景出发,论述了理学家身教、自化、外部强化三种教化方法,并揭示出其教化方法的三方面特征：教化对象主动化、教化范围扩大化、教化内容世俗化,丰富了对南宋理学教化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教化方法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程朱理学嬗变与宋代文论变迁

宋代文论始终贯穿着理学的精神因子,这不仅体现在宋代文论所具有的理学内蕴上,而且更体现在宋代理学嬗变对文论的衍射与推促上,从而形成二者间变迁轨迹的对应关系,这有助于理解宋代文论的理学化内质及其变迁.     

宋代闽地理学诗人诗歌理论与创作

宋代闽地理学家人数众多，他们大多参与诗歌创作，在诗歌的功用、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较明确的立场。他们的理学诗和其他地域的理学诗一样，以议论为主，重视表达义理，但是又因为福建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吟咏性情等方面显示出独特性。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宋代理学天人关系论

宋代理学家将“天”作为宇宙本体,并赋予其伦理含义。同时,又将“人”抽象为一个总体性范畴,概括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存在。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从世界本原上说明了天与人的相合,并论证了天人为一的结合点在于“理”、“心”、“性”等,为天人为一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