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翰林学士承旨述论

翰林学士承旨最早出现于唐宪宗永贞元年,在宋代并不常置。职能是代皇帝起草诏命、参与机要,犹如天子家臣,职显位宠,多备位宰执。在宋代专制君权加强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承旨凭借其特殊的地位,推波助澜不少。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

宋真宗崇儒好文,眷遇词臣,其在位期间,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翰林学士的政治风概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在颂美功德与缘饰礼乐的时代气氛中,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博学多闻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嬗变,呈现了"盛世"之音的气象与格调。杨亿以清忠鲠亮之气发于翰墨吟咏,首变"文格"与"诗格",一洗唐末五代芜鄙卑弱之气。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五代翰林学士略考

五代时期的翰林学士,承唐而启宋,各项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与变革。五代的翰林学士虽然由于新的侍从秘书产生而地位相对降低,却仍不失为重要的中枢秘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显贵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其向正式朝官演变的趋势也愈益明显了。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五代翰林学士制度述论

五代翰林学士制度基本承袭于唐,但是为了适应复杂动荡的局势,这些制度又有所变化,在选任、迁转、班位、职能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表明肇始于唐的翰林学士制度仍在进一步发展完善之中,学士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职掌越来越广泛,频繁的担任实职,说明翰林学士开始萌生了由内廷官转化为外朝官趋向。     

南方文化之崛起与宋代文风之形成

南方文化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主要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就进入了全面超越北方文化的时期。宋代文风的形成，是南方文化鼎盛的一个突出表现，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浅谈唐代翰林学士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翰林学士在唐代政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必然产物。从玄宗朝设立到晚唐,它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它是在不断取代中书舍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

宋代谢表为臣僚所上谢皇帝恩惠之文书,包括官员升迁除拜、谪降贬徙,或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谢表虽为例行文书,但臣僚常借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情,而官员个人的文学素养、仕宦经历、性格魅力等也会对谢表的内容有所影响。宋代谢表除表示谢恩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它既可以"文饰己过"或"诬毁"他人,又可成为政敌攻击异己的文字证据。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由吏部到礼部——试探开元二十四年贡举考试改革的深层原因

本文试图通过对由隋到唐初,统治者设立科举的最初动机和相应的择人标准进行考察,并比较科举进行中的实际情况,探讨开元二十四年贡举考试由吏部转归礼部主持这一重大改革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由吏部到礼部--试探开元二十四年贡举考试改革的深层原因

本文试图通过对由隋到唐初,统治者设立科举的最初动机和相应的择人标准进行考察,并比较科举进行中的实际情况,探讨开元二十四年贡举考试由吏部转归礼部主持这一重大改革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宋代金石文物的社会价值

伴随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特别是金石学的发展,宋代社会出现了文物保护意识的萌芽,出土文物和文物相关的法律规定在社会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金石文物发掘的客观性、法令之禁止共同构建文物保护话语的两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咸阳民段义进献秦玺事件由普通的民事行为转化为重要的政治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宋代文物、法律与政治的内在关系。     

等级授权制下的宋代地方政治

在中央集权等级授权制下,宋代地方官员的主体皆由中央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贯彻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治国原则,"足上供"是地方官员和地方行政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和宗旨,贪腐丛生、勾结豪强等问题遂层出不穷,成为宋代地方政治的主流和常态,从而导致广大民众在承受沉重赋税的同时,往往还要受到地方司法腐败的困扰,以及地方豪强的残酷欺凌。少数清官廉吏的存在,亦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当时地方官员"贪吏十九"的局面。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

六部架阁官制度始创于宋代。该制度运作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体现于六部架阁官的选任与仕途发展。六部架阁官制度主要运行于社会文化趋于内向的南宋,它既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擅权乱政,又为统治集团输送了层出不穷的才俊。因此,研究六部架阁官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官政治。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从知形、知声到知味——中国古典认识论演变脉络及当代价值

与将“形”“声”“味”分别理解与规定为事物的本质相对应,“知形”“知声”“知味”依次被当作认识的主导形态与核心任务.三者对象不同,认识方法也各异,共同构成中国古典认识论的完整形态.当“知味”最终取代“知形”“知声”而被当作中国古典认识论的主导形式,这也从思维方法上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特性.在当代语境下,“知味”说获得再生时机.它不仅丰富了当代认识论,而且为我们克服世界的图像化,回归具体的存在提供了厚实的认识论保障.